她回味良久,还喃喃念诵其中的诗句。一会儿，她回过神来，对我说：“想不到，你一个学古典传统文化的人，不好好写点古诗词，还写起什么现代诗来了，写得还真不错！”
　　我听她赞赏，有点得意：“古诗词我也会，我朗读一首给你听：夜路走多能吓鬼，功名看淡不求人。冷观凡尘世俗事，几许情怀笑风云。”
　　她默默地点点头说：“不错。写诗其实写的是自己的情怀。你这么年青，就有了这么脱俗的境界，你一定有不同凡响的经历，能告诉我，你的经历吗？我想知道，很想。”
　　我听她连说两个想知道，心中一阵激动，好像遇到了知己。我们发现前面浓荫下有个小亭子，就走了过去。在一个山窝的开阔处，立着个比较高大的墓碑，上面刻着“梅兰芳之墓”。

　　曾清明高兴地大叫了一声,欢呼雀跃.，我不解地看着她，她说：“那是我爸的偶像。我爸说中国戏剧界没有人超得过梅兰芳。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不大懂京剧，但我喜欢黄梅戏和广东的粤剧。戏剧看的是唱功与身段，梅兰芳的表演，电影看过一点，他的表演已达极至，几乎可以说，他与表演已经熔为一体，了无痕迹。他是个真正的表演大家，加上他也很有中国传统的文化风骨，令我敬重已久

　　我在他的坟前庄重地行了三鞠躬礼，曾清明也十分严肃地拜了三拜。我说：“古代以戏子为溅流，今人以明星为膜拜对象。同一种职业，反差如此巨大。证明时代不同，人的认识也不同了。在古代的时候，我们易学是很吃香的，出过很多大家子，诸葛亮，东方朔，刘伯温，都是千古能臣。你说到了他们的所谓唯物主义手里，怎么两千多年的传统，就变成了封建落后了呢？其实易学文化深入民心，不是谁想改变就改变的。清明，一个人他是干什么的其实不重要，关键是他有没有用心去做，有没有当作生命一样去爱护。我觉得梅兰芳先生虽是一个戏子，但他的确很伟大。”

　　曾清明听我说得起劲，不停地点头表示赞同。我说溜了嘴，就把我这一路来的经历奇遇一古脑儿全部告诉了她。她一边听一边感叹，说到惊险之处，她不知不觉地伸手过来握住了我的手，问我，怎么了怎么了，没事吧？待我说到难关已过，她又不禁长出一口气，如释重负。等我说完了，她还有点意犹未尽，呆呆地看着我。忽然之间她发现已经与我两手相握，脸一红，要把手抽回时，我死死地握住，不愿意再放手了。她把头别向一边，低声说：“重阳，你要欺负一个弱女子吗？”

　　我大吃一惊，连忙放开她的手。
　　她抬起头来对我说：“我告诉你我的人生经历，如果你听了，觉得我还是个好姑娘。我就让你握着我的手吧。”
　　我不敢作声，怕破坏了她的思绪，只点了点头。
　　她说：“我们的老家是在深圳乡下的客家人。很奇怪的，我们家族代代都出名人。爷爷是个名中医，书法写得更是有名气。叔叔是很早时期的摄影家，很多作品都在国内外发表过，姑姑是英国首相的助理，我哥哥现在在澳洲悉尼大学教物理，研究的课题是非常尖端的。我爸爸在香港读初中的时候，日本鬼子占据了香港和广州。我爸是个热血青年，参加了共产党的东江纵队，投身到抗日的行列中。他出生入死，几次重伤，差点没命，终于挺到解放，做了南方报的总编辑。这时他才娶了个没什么文化的纺织女工我妈妈结了婚，生下了我哥，过了几年，由于我爸爸在香港长大，说话自由，性格开放，在大鸣大放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公开反对学习苏联模式，在反右时，他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分子，被判了五年徒刑，右脚也被打断了。我爸蹲了五年大牢出来后，没有任何单位接收他，他在广州到处游荡，就靠我妈那份微薄的工资养家。这时我出生了，使这贫穷的家庭更加有如雪上加霜。很快，文革就开始了，我爸爸的旧帐被重算，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几乎连自杀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时我姑姑已经在英国内阁工作，几次代表英国来中国秘密谈判，中国当时在外交上刚与苏联断交，极须欧洲老牌国家支持。我姑姑回国，提出见见哥哥，他们不敢拒绝。待见到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我爸，两兄妹抱头痛苦。我姑向他们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让我爸爸回去香港生活。逼于政治形势，他们答应了。我爸只身前往香港，直到十年后才成功申请我们一家出去。我从小接受的是大陆教育，不知不觉间，对国学与传统文化也有排斥倾向。我爸从十四五岁的红小鬼，到三十岁的大主编，再到阶下囚，再到生不如死，他终于看透了这一切，他发誓有生之年不再回大陆，甚至有一次，到边境罗湖桥，他说，一见到那五星红旗就头晕。我家族这些人物，除了我妈，几乎人人都没有好的收场。我爷爷被土匪捉去，不知所终。我那个摄影家叔叔，变成个像疯子，住在疯人院里。我姑姑所谓位高权重，但她的两个儿女，都是弱智人士。我哥哥前年出了车祸，现在是坐在轮椅上工作生活。为什么上天这样不公平，让我家族不得安宁，这是报应呢，还是祖宗风水出了问题？”

　　我看她说得慌乱，泪水快要夺眶而出，就安慰她道：“不是人人都有问题，不是还有你吗？你不是没问题吗？
　　她眼看远方，哽咽道：“我怎么没问题，我的问题大了。”
　　日期：2012-6-7 19:28:00
　　她眼含泪光,,一脸凄凉地和我说了起来:“我出生在六十年代初，那时我爸爸刚从牢里出来，没有工作，家里就靠妈妈那份微薄工资维持生计。我因为营养跟不上，身体很差，经常生病。有些毛病一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办法治愈，比如你看相时说的的凉寒，天气热也会冒冷汗。我父亲对我哥要求非常严格，每天几点到几点做什么都有严格的规定，读些什么书写些什么作文，都要他亲自监督。我父亲在广州时我还小，加上我身体弱，过几年他又去了香港，故此他基本上没怎么管我。我妈是个老好人，脾气非常好，就想一家人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她不但管不了我们，还经常被我们牵着鼻子走。

　　过了几年我读到初中，那时的学校都被闹到不成样子，有才能的老师都被打成了“走资派”，学校里也没什么书好读，书都给红卫兵当毒草烧掉了。那些教科书所有的课文，全是什么什么万岁，什么什么伟大的，我们都没有兴趣去学。那时我最想学的就是画画。我非常容易地说服了我妈，瞒着在香港的爸爸，决定跟一个从国外留学回来，原来美术学院的教授，现在的右派分子学素描与油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