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方面的信息，大概六天之后，也就是十月二十七日，忽必烈出征日本的船队返回了出发地合浦。据有关史料称，四万多人的队伍，有一万三千五百人永远地丢失在波涛滚滚的大海深处了。
　　惊魂未定的幕府在失去元军去向后，依然如惊弓之鸟般四处布置兵力，防止可能出现的新入侵。后来在博多湾外的志贺岛，一艘遇难的元军船只被日人发现，上面的二百二十人被俘虏后杀死。在这帮人临死前武士们得知——元军于二十日当晚就撤退归去了。
　　难道我们胜利了？
　　这有点不可思议的胜利，依然大大振奋了日本上下的民心和士气，这简直是天神对大和民族的垂念，乃至其后关于文永之战胜利的原因越传越神乎。
　　还是先看看元军为何在大好形势前会突然撤退的真实原因吧。

　　二十日战斗结束后，元军没有停留在新攻占的阵地上，而是在博多街道上胡乱烧杀了一番，全部退到了船舱中。元军放弃战果的原因并不是什么“力疲矢尽”，而是元军内部高级指挥官关于战争走向问题发生了争执。
　　竹崎季长绘卷中冲击元军阵地的御家人武士以及严阵以待的元军阵地
　　日期：2010-04-26　13:06:22
　　有人极力主张撤军，此人便是军队主帅忻都。
　　也有人极力主张与日军继续死战，彻底攻陷博多，此人为高丽将军金方庆。
　　《高丽史.金方庆传》如此记载：金方庆是百道原之战的指挥官，与日军主力直接交战过，看出了镰仓武士军队战术落后，看似勇猛无匹，实则不堪一击，因而极力主张，“兵法云，千里悬军，锋芒不可挡也。我军已深入敌境，士气斗志高涨，应仿孟明焚船，韩信背水之故事，与敌再度决战！”
　　忻都却言：“孙子云，小敌之坚，大敌之擒——我军疲敝，而敌军日增。如今之计，莫如走为上。”
　　这两位可能刚开始还争执不下，但是那位中了武藤景资一箭的刘复亨，被吓破了胆似的，第一个响应了忻都的主张，哼哼唧唧地登上了船，第一个拔锚而去。无奈之下，金方庆也只能服从主帅的要求。元军便全部呼呼啦啦调转船头离去，在途中多遭暴雨暗礁，人马死伤惨重。

　　如此，文永之战中，元军败退的直接诱因是内部的不团结。也有不少人说是因忻都、洪荼丘等人嫉妒金方庆的战功，故意促成撤军。不过我觉得造成这样的结果，最大的关键还是在于大元的最高统治者，忽必烈大汗。
　　忽必烈大汗在此战中出动了九百艘军船，三万余士兵。这样的阵容乍一看颇为强盛，但是仔细看来，却是鸡肋非常。
　　为什么说是鸡肋？
　　若是以侦察日本方的军事底细为目的，这样的兵力过于臃肿庞大。
　　但若是以彻底击败日本镰仓的武士军为目的，这点兵力又显得捉襟见肘。
　　这场文永之战，更像是蒙元对日本的一次规模巨大的威力展示和侦察。元军深入日本腹地后该怎么做，后继援军什么时候到来，忽必烈大汗都没有安排。这样模棱两可的战略，换做你是主帅忻都，你又能怎么办？好比公司经理给一销售员一笔钱，让他去个遥远而陌生的城市做个项目策划，就戛然而止了。怎么做？做什么？赚钱咋办？赔钱又咋办？都没主张，那个销售员肯定无所适从

　　还是保险为上，安全第一吧。
　　对忻都而言，虽然丢掉了万把人的性命，但好歹也把主力完整地带回来了，也算不功不失。
　　蒙古的第一次来袭，便在忽必烈不清不楚、不尴不尬的策划下，以元军不败而败，日军不胜而胜的古怪结局，落下了帷幕。
　　不过硝烟还未散去。
　　日期：2010-04-26　20:24:19
　　四蒙古退治.弘安之役
　　既然前一场战斗属于威力侦察类型，那忽必烈对日本的野心便不会草草收场。

　　文永之战次年，也就是日本的建治元年（1575）四月，元政府以礼部侍郎杜世忠为首，率使节团于西日本长门国室津（今下关）上岸，准备再次向日本诏谕。这次镰仓幕府没有像上次那样持冷淡的态度，先命令太宰府把杜世忠一行人逮捕，送至镰仓之后，于九月七日在龙口将他们全部杀了头。
　　杜世忠死时年仅三十四岁，元使团主要成员五人全部蒙难：
　　正使，杜世忠，蒙古人；
　　副使，何文著，江南人；
　　计议官，撒都鲁丁，畏兀儿人；
　　书状官，果，畏兀儿人；
　　通译，徐赞，高丽人。
　　可以说杜世忠使团在日本幕府的粗暴的外交政策下，全军覆没。杜世忠临死前赋诗：“出门妻子赠寒衣，问我西行几日归。来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
　　没什么大义凛然，有的只是死前对生的点点眷念。这帮使节无疑成了强权冲突的悲惨牺牲品。而镰仓此举，则向大元帝国展示了极端敌视的强硬态度。究其原委，那就是文永之役后，镰仓对蒙元的防御信心大大增强，全无当初的慌乱无措。
　　得知堂堂使者横死日人之手，忽必烈雷霆震怒，设立了征东行中书省，积极策划对日本的第二次远征。

　　公元1279年，厓山，南宋的最后一个小皇帝在大臣背负下蹈海而死。南宋朝廷彻底灭亡——大汗终于可以将苏鲁锭长矛再次指向大海的那边。
　　日期：2010-04-26　20:28:43
　　文永之战后的数年中，幕府执权北条时宗也并非无所事事。第一场战役让他看出御家人军队的诸多弊端，那么在元寇第二次来袭前，镰仓在备战时究竟做了那些举动呢？
　　首先时宗命令在北九州的博多湾沿岸构筑了漫长的“蒙古防垒”。这种防垒以石头为基本构材，高度约2米，底部厚度约3米，以海岸线为基准，建成斜坡的样式。这种防御方式，看似笨拙，却能有效地防止乘船的元军上岸。因为一旦元军得到上岸步战的机会，镰仓武士便难以抵挡其锋矣。此外，石垒在遭遇战时，还可充当临时高地使用，十分便宜。

　　建造 “蒙古防垒”的义务主要担在幕府御家人肩上，以他们拥有领地的大小，来承担不同程度的费用。此外，御家人在搬石头垒墙外，还要携带楯橹、旗帜、铁钉等防御物资。北九州至西国的长门一带，日本版的“大西洋铁壁”形成了。
　　另外，时宗痛感御家人战时指挥散漫、临阵自专情况的严重性，便三令五申整饬军律，进一步强化了“异国警备番役”制度。时宗在弘安三年（1280）十二月的一则法令中就说到：“镇西警固事，蒙古异贼等明年四月可袭来云……近年守护御家人……多以不和之间，无同心仪之由……不顾天下大难，甚不忠也，御家人已下军兵者，随守护之命，可致防战之忠…..相互以背仰者，永可被处不忠之重科……”总而言之，就是严厉制止御家人的内讧和叛离，要求他们团结一致共赴国难。

　　后勤方面，时宗与朝廷、民间都加强了联系，全面征收全国的粮米物资，并抽调关东大批御家人转向九州和西国，加强对蒙元的防御力量。
　　上下齐心了，就等元寇来啦。
　　蒙古防垒前集结地镰仓武士
　　日期：2010-04-27　09:16: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