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侍”的身份还是比较低微的，无法进入上层的圈子，不是精英，而是草根。平安朝以来，随着“家职化”的发展，公卿的政治道路变得程序化，参政的热情普遍减退，加上净土宗思想影响，普遍都有厌世、无常的情绪，早先大和政权蓬勃而进的朝气消失不见了。在平安时代的公卿心目中，九州、关东和奥羽等地都是污秽不堪的鬼地，只有平安京才是佛光普照的乐土，这帮子人便全缩在平安京里，日日风花雪夜醉生梦死，就是个有闲有钱的贵族俱乐部。不过摄关政治在日本确立后，相当一大批皇族和公卿，或被臣籍降下，或被藤原氏排挤出朝廷，不得不前往他们之前所嫌弃的“鬼地”任职，正是这批人的“下向”，大大抬高了下级贵族“侍”的血统，使得侍们走向贵种化，也给侍这个阶层吹来了崭新的气息。

　　其中后代武士大姓“平氏”，便得自于皇族的“臣籍降下”。
　　这“臣籍降下”，打个比方便好比知青上山下乡。在摄关政治下，天下庄园几乎全归于藤原氏名下，用于供养皇族的“公领”庄园严重缩水，天皇无法支出子女的抚养费用，便取消了子女的皇族身份，降为普通臣子。非但如此，这些特殊的臣子往往还要被下放到日本的地方基层去担任各色官职来自食其力，接受人民群众的世界观人生观再教育。

　　就这样，这帮被“臣籍降下”的天皇子孙们，原本可以坐在高高的麦堆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现在也只得唱着“社会主义一块砖，哪儿需要哪儿搬”的歌曲，像漫天飞洒的蒲公英一样流落到日本的各个地方去开枝散叶了。不少人只得混个地方上的小贵族，再不如意的只得像刘备那样打个草鞋还不忘缠绵哀怨句“备乃中山靖王之后”来自我安慰下了。

　　高望亲王便是“臣籍降下”大流中的一员，他当时被授予的官职是“上总介”。日本地方上的官员制度是这样的：一国最高长官是守，次官为介，再次官为掾，基本的办事员叫做目。这“上总介”，名义是关东上总国的次官，不过当时上总国太守是留在宫中的仲野亲王，属于“只拿工资不管事”的类型，于是地方实权便由这叫做“介”的次官一手掌握。

　　让我们先把目光从满布大庄园的京畿之地移开，随着平高望的足迹，到关东那里去吧。
　　关东，也叫做“东国”或“坂东”，早先日本统治中心在本州的奈良盆地，对之外地区了解不多。律令制时代，大和政权在东海道和中山道设了铃鹿关和不破关，称关隘东部所有地区为“关东”。原先居住在东国地区的并非大和族人，而是被他们蔑称为“虾夷”、“毛人”的少数民族。大和王朝立国伊始，就开始东征西讨，占据关东和东北肥沃土地的“虾夷族”便首当其冲：耕地被侵占，村庄被毁坏，族人则被征服者当作“俘囚”驱逐出家园，发配到其他地区。上文中大和政权给南朝宋的表章之中“东征毛人五十五国”之语，就是指对虾夷族的征服战争，不过日本统治者却给予这场战争一个响亮的名字——“征夷战争”。虽然其后大和王朝的称谓不断演变，什么飞鸟啊奈良啊平安啊，但“征夷战争”却成为了一项基本国策，坚持了几百年不动摇，直到平安朝的弘仁二年（811）方才结束。这时整个关东已经成为了大和领土了。新主人便以足柄坂和碓氷山为界，划分了新蚕食到的国土：足柄坂以东设相模国、安房国、上总国、下总国和常陆国，称为“坂东”；碓氷山以东则设上野国、下野国和武藏国，称为“山东”。“坂东”、“山东”所涵盖的八国合称“关东八国”，是狭义上的关东。广义上的关东，还要囊括东山道、东海道诸国。

　　随着朝廷国衙在这关东的陆续建立，私田开发领主也蜂拥而至，宛如美国的西部大开发年代，原先的“北大荒”迅速成了“北大仓”，不过那些大庄园主对此地并不感兴趣。很简单嘛，关东地区偏远，即使在此地收获颇丰，但是转运到京畿院邸的话，要花掉大批运费，可谓得不偿失。于是一时间，关东地区便成了“寄进系庄园”的天下，加上关东此地马匹资源丰富，所以这个地方便成为了武士未来的龙兴之地。

　　平安朝的关东正如前文中所言，并非太平之地，按照朝廷的说法是“狡党横行，盗贼满山”的世界，高望亲王临行前，朝廷给他的命令就是安定地方、肃清盗贼、保证赋税，让他成为了以“武”为家业的“边境军事贵族”，还给他头上安了个代表美好愿望的氏名——“平”。平者，海内清平也。由此，这高望王，我们也可以把他称呼为“平高望”。

　　这位叫平高望的公子也许最初到达上总国的时候心中还带着惴惴不安的顾虑，但是其后他在任上表现得却十分出色，因为说来高望虽算落魄之人，但是在那个讲究血统出身的年代，流着帝王血液的他，就算不是往哪儿随便一站便头顶五彩龙虎祥云的，起码也属于气宇不凡顾盼生辉的类型。上总大大小小的豪族，一看到他便倾心仰慕不已，踊跃出人出粮，全力支持高望公子的工作，再加上高望公子仲裁事务公允严谨，日久之后深得地方与朝廷的人心人脉，居然成了当地豪族们公认的领袖人物了。高望的子嗣们便乘着这股东风，大量结党垦田，势力触角满布关东各地。高望诸子中，长子平国香担任常陆国大掾，次子平良兼担任其后的上总介，三子平良将担任奥羽镇守府将军，羽翼之下无数豪族健儿争相效命，平氏一族在关东八国可谓炙手可热如日中天。

　　平高望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了“边境军事贵族”与“侍”结合的最佳模式——以来自中央的血统高贵的皇族后裔担任“栋梁”，广大出身豪族的“侍”充当集团的“支柱”，而“侍”属下的郎党充当集团的“基石”，这样一个层层效忠的，名叫“坂东平氏”的庞大武士集团正在形成之中。就在坂东平氏形成同时，日本各地以边境军事贵族为栋梁的武士团也在兴起中，如关东下野国的藤原秀乡、北陆越前国的斋藤利仁等，这些栋梁们不仅吸收了在地豪族的力量，而且还极大提高了“侍”集团的血统和声望，壮大了武士团的力量。比如北陆的斋藤利仁，平安朝的《今昔物语集》中就对其在地权势有详细的描述：斋藤庄园中年轻的男女仆人众多，每当斋藤氏有所需要时，还会派家中执事登上山丘，呼喝集结当地的百姓为自己服务，此外利仁还垄断了当地特产品交易，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那么现在可以对冠以“侍”称谓的武士下定义了，武士是不是武官？日本的史学观点很明确，“武官”是“武官”，“武士”是“武士”，两者绝不能混淆等同。“武官”是在律令制度下，接受国家训练，承担军事任务的公务人员。而武士则是十世纪来涌现的，以武艺为职能的氏族。其私人武装因得到朝廷和地方政府的承认而合法化，这些氏族多由各地土著的下级贵族、下级官员构成。所以看来，武士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呈现强烈的家族化趋势，每个武士背后都有使其光荣自豪的氏族沿革；二是武士出身并不低贱，他们严格区别于平民，后世武士的三大姓氏源、平和藤原，都为天皇苗裔，因而武士是军事贵族，这和西方骑士传统类似；三是武士权力，无论是私人武装权还是封邑土地权，都脱离于国家管辖之外，有着强烈的自主力，他们只是接受国家的委托，而非接受国家强制性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