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3-31 8:55:00
　　第一卷侍的崛起
　　第一节始源
　　一、那时日本
　　我们对古代日中的交流史，大多停留在“遣唐使”上。其实早在公元四世纪，大批躲避战乱的华夏人、朝鲜人，就沿着不同的道路，或山东半岛、或朝鲜半岛、或江浙闽沿岸，涌入了日本这个传说中的“海外仙洲”，这股浪潮一直持续到公元七世纪，被日本史学界称作“渡来人时代”（也叫“归化人时代”）。这些“渡来人”皈依大和政权后，为其带来数不清的馈赠——水稻、汉字、书法、佛教、建筑技术等等，直接催生了日本经济和文化的发酵成熟。在持续三百年的“渡来人”大潮中，日本得以出现了辉煌璀璨的飞鸟和白凤时代。

　　在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日本的大国意识不断萌发出来，开始以帝国姿态自居。《古事记》及《日本书纪》中都提到，历代天皇都要以武立身。早在我国南朝宋时，前来朝觐的大和使者是如此夸耀其政权武功的：“封国偏远，作籓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在这自大之辞中，其实多少也包含些真实情况，即大和小帝国，确实着力两场扩张战争，一是对朝鲜半岛（日本当时称为三韩）的殖民战争；二是对本国东北部的毛人，也就是虾夷部落的侵略。

　　公元663年，不自量力的大和国派军援助朝鲜百济国，触怒了唐帝国，在白村江口之战中惨遭败绩，舟师尽焚，海水尽赤。这场巨大的失败，不仅使日本势力被逐出朝鲜半岛，更让见识到大陆帝国威力的日本惶惶不可终日。残余日军逃回本国后，天智天皇便在九州太宰府构筑了“水城”，并在九州沿岸加派“防人”，一时全国风声鹤唳，小儿也不敢夜啼。两年年，唐以刘德高为使，前往日本处理战后事宜。三月后，刘德高归国，日方便以守大石为“送唐客使”，陪伴刘一起来到唐帝国，并在高宗泰山封禅之际献上臣从之誓，此后唐日关系便进入以和平交流为主的“遣唐使”时代。

　　我们很难想象，日本长达两百年，次数二十回的“遣唐使”，是多么伟大的壮举。我只想类比下，当初罗马帝国和汉帝国，这两大世界级的帝国，居然在数百年岁月中也没能建立直接的外交往来——那时地球的“大”和“遥远”，不是现在人所能想象的。一艘艘以朝贡为名义的“遣唐使”船队，满载使节、翻译、医师、音乐家、阴阳师、占卜家、学问僧、细工、玉工、锻工等，乘坐着平底、如箱子般简陋的遣唐船，操着简陋的风帆，顶着惊涛骇浪，冒着生命的代价，以十多年乃至二十多年为一个来回，带着向先进帝国学习的热忱而去，又带着难以估量的财富归来。日本宛如一个全力吮吸乳汁的孩子，茁壮成长着。

　　那时的日本，就是个笼罩在海雾之中，迷你版的“唐帝国”。
　　公元701年，文武天皇仿造唐律，制定了“大宝律令”，正式开创了日本古典集权时代，也就是所谓的“律令时代”：全国最高统治者为天皇，贵族官员组成名为“二官八省”的行政体系，地方以国、郡、里为行政单位，经济基础以均田制为根本，以百姓的租、庸、调为收入来源，一切压根就是唐朝的翻版。文武天皇晏驾后，其母登基为女帝，是为元明天皇，她在公元710年将都城从藤原京（现奈良县橿原市），迁至平城京（现奈良县奈良市）。其实当时无论是走在按周礼“条坊制”建造出来的藤原京，还是漫步在模仿洛阳城的平城京，都会沐浴在真正的中国风中——城市布局为矩形，贯穿南北的朱雀大道，将京城分成左右两大区，每大区又以四坊为一大通，市町布局宛如纵横交错的棋盘那样工整精巧，居住其中的官僚贵人，按官阶大小被赐予大小不等的官邸，从四町到三十二分之一町不齐。城内密布佛寺，以东大寺、兴福寺为首的“南都七大寺”最为著名，朱雀道的极北端矗立着皇居太极殿。平城京与唐都城唯一的不同，是它没有森严的城墙，因为天皇自认为此处是百官晏居辐辏之地，也是不用设防的王道乐土。以平城京为都城的日本皇朝，被称为“奈良时代”，其辉煌了近百年后，雄才大略的桓武天皇为推进改革，加强对大和王国的统治，离开了交通水利皆不便的奈良山地，于公元794年将都城迁至位于本州中心地带的平安京。直到明治天皇迁都江户（东京）为止，平安京（京都）作为皇居都城，一直延续千余年的时光，虽然与“南都”平城京地理位置不同，但建造模式和风格几乎完全一样，都表明了唐文化影响之深。

　　就在日本以唐帝国为追求和仰慕的目标时，公元九世纪后，传到日本的却是大唐不断衰落的讯息——可怕的藩镇割据和农民起义，最终让这个光耀千古的帝国在沉疴中一病不起。公元881年，黄巢大军攻陷了帝国都城长安，随后唐王朝勉强支撑了二十三年的国祚，宗庙化为废丘。日本随之也停止继续派出遣唐使的行为，失去唐帝国这个光明灯塔后，其国人顿时有些不知何去何从的意味。而且这个东瀛小皇朝很快就发现，其在全力复制唐帝国成功经验同时，也将痼疾和病毒一并复制到自己躯体之上，大唐的夕照衰亡之路，似乎也暗示着日本“律令时代”在未来的结局。

　　平安京复原图
　　日期：2010-03-31　08:57:05
　　武士雏形在平安时代的登场
　　延历十二年（794），桓武天皇为了摆脱奈良时代庞大的寺社势力，便将都城迁至平安京，此后的四百年间，是为日本史上的“平安时代”。平安时代，正是律令制的崩溃期，此外本书的主角“武士“，也正式在此时代登场。
　　律令制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班田制”之上的。律令时代土地为国家公有，称为“公地”，而非贵族的平民称为“公民”。所有适龄公民都要在国家的户籍账簿上登记在册，然后由国家计口授予田地，叫作“口分田”。口分田耕作权归公民终身所有，但产权仍属于国家。公民无论男女，年满六岁都会被班发口分田（男子为十一公亩，女子为男子的三分之二），公民死后口分田即收归国有，户籍和口分田每六年更新一次，所以这样的制度叫做“班田制”。

　　在班田上耕作的农民，承担的负担极重，除了固定的“租庸调”外，还要负担徭役和军役，所以说是国家“公民”，但却受到国家严格的人身控制与剥削，也就等同于变相的奴隶了。当时著名诗人山上忆良的《贫穷问答歌》就形象展现了公民的困苦生活，“风交雨，雨夹雪，夜深彻骨寒，舌舔如石盐，口啜糟汤酒……身着短麻衣，暴于寒风中，却有贫穷更甚者，父母皆冻僵，妻子悲号泣”，又如“天地虽广，却无我立足之地；日月虽辉，却照耀不到我的身上”等，都体现了律令制下公民悲惨的处境。自奈良时代末期，大量公民就忍受不了如此的剥削，开始抛弃口分田，逃亡到荒野山林，这样造成朝廷“公地”大量荒芜，班田制已经开始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