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们的工作环境也比较差，办公家具是从公司其他搬走的部门留下的家具中挑选不太破旧的来使用的，部门的待遇也比较低，无形中给了大家一种“后娘养的”感觉。 外部环境也很困难。这个产品在国外也处于开发阶段，尚未投放市场，我们拿不到别人的样机，而且需要的一些关键器件都很难找到。我们的产品将要采用的微软Windows CE操作系统，当时还没有开始中文版的开发。 但是，贺志强对我们的要求非常明确：与微软Windows CE的中文版同时发布我们的产品。我刚一到位，他就催促我立即开始开发工作。1998年春节期间，于小童打电话来，高兴地告诉我终于找到了可以用于我们产品的液晶显示器。春节假期一过，我们便正式启动了开发工作。 在春节前近半年的时间里，刘晨晖带着于小童他们一直在研究类似的产品、评估不同的CPU性能，可就是下不了决心确定整体方案。搞得贺志强非常着急又没有办法—他总不能亲自插手来干预这些具体的工作。选择，有的时候对于没有相关经历的人，显得是那么困难。因为大家总想找一个“最优”的“解”，害怕选择错了导致全盘皆输。实际的情况是，在现实中，我们只能在可能的条件下，包括在一个限定的时间内，依靠我们当前的认识能力，去选择一个相对最好的结果。我们不能因为条件的不具备，包括我们自己经验的不足，就去不断地拖延决策。那样我们其实是自己把自己吓得裹足不前。还是那句话，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在探索中学习和前进。我们不必因为自己的经验欠缺，而失去勇气，更不应该因为众多的成功者在事后对自己的辉煌成就，给出了一个值得质疑的近乎完美的过程描述，而自我贬低、失去信心。

　　有了曾经在美国的半年经历，打破这种停滞不前的局面对我来说已经不是难事。我要求于小童把前期的工作向我作详细的汇报。根据他们对于三种CPU的评估结果，尽管我从来没有相关的直接经验，我还是立即拍板，决定采用飞利浦的产品。整体方案由此也基本确定，工作马上便走出了反复论证的僵局，开始了实质性设计工作。 在作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并没有比于小童他们有更多的依据。我只是按照他们的分析，确定了一个相对好的方案而已。而他们一直犹豫不决，原因无非是看到不论哪一个方案，都有不满意的地方，所以感到有风险而不敢作出选择。

　　我们决定采用飞利浦的嵌入式应用CPU后，对方很快就派技术支持工程师，一个出生在新加坡的华人Neehua，在3月份来北京给我们做培训。第一天的培训结束后，Neehua找到我，相当激动地问：“你们的人到底能做什么？你想让他们做什么？”显然，我们的技术人员离他的期望，以及跟他在其他国家遇到的技术人员的水平相比，差得有点远，问了很多他认为不需要回答的、很基本的常识性问题。我多少有点儿硬着头皮地安慰他，并和他套近乎：“你别着急，现在你帮我们一下，几个月后我们一定能够在中国的市场上帮助你们。”他恐怕没有相信我的话，勉强把培训做完了。

　　1998年4月公司新财年开始，贺志强让我把下面员工的工资做了一些调整，我的工资由他另行考虑。大家的情绪向好的方面有了一些改变。 项目在重重困难中向前推进。微软从西雅图派任建到微软中国技术开发中心，主持Windows CE的汉化工作。任建原来任职于联想，与贺志强是同事。按计划，我要求在当年6月底必须做出一个实际产品大小的，并且能够工作的样机，当时大家不太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有许多技术问题，我们还没有在大的实验板上解决，做这样一个样机，在技术上意义并不大。6月下旬，我去美国出差，其间几次打电话叮嘱样机的开发进度。 在我的坚持下，1998年7月2日第一个样机做了出来。尽管软件有很多问题，尽管机器的外壳是用手工做出来的，样子不好看，但是使用两节五号电池，机器可以工作三四个小时，这使得大家相当兴奋。因为台湾一家公司在1998年4月和我们谈OEM合作时，他们带来的同类产品的样机，一旦放入电池，电池便会很快发热，演示一结束，他们就要马上把电池拿出来。

　　我们的样机出来后，飞利浦负责日本和大陆市场的Hugh Cree从日本SHARP来到北京。当时日本SHARP也在用飞利浦的CPU开发同类产品。Hugh看到我们的样机后，高兴地告诉我：“Your team誷 work is no worse than SHARP誷，either in speed or quality.（你们的工作不论是速度还是质量，都不比SHARP差）”由于我们的工作，后来国内同行在开发基于Windows CE的掌上电脑的时候，都采用了飞利浦的CPU，我兑现了自己当初对Neehua的承诺。我们逐步获得了合作伙伴的信任，后来飞利浦对我们的支持力度大大增加了。 贺志强当时常驻深圳和香港，7月15日，他从深圳来到北京。在我们的会议室里，我给他看了我们的样机。他拿着样机，看了很长时间，听着我的汇报，一言未发。然后他简单地对我说：“谢耘，我们一起去向老板汇报。这可是我们真正完全靠自己开发出来的整机产品。”看得出来，这个还存在很多技术问题的样机，给了他相当的震动。 他离开的时候，走到门口时突然说道：“对了，我忘了给你涨工资了。我马上通知人力资源部，会从4月份开始算起。” 7月17日，我们去向集团领导汇报工作。在我们开始开发工作的时候，集团并没有抱什么期望。因为集团领导5月去台湾访问，台湾的同行已经得知我们在开发掌上电脑，他们便劝集团的领导：“你们在大陆很难开发出这个产品。我们在台湾开发，是借助很多美国公司的支持才可以的。”他们根本就没有把大陆的公司放在眼里。 集团领导听完汇报，看了我们做的样机后，说道：“看到你们做出这样的成绩我很欣慰。目前在集团内，还很难找到这样一支能干的队伍。”我们这个只有十几个人的队伍，由于这个小小的样机，引起了公司最高层的注意。

　　贺志强在集团内与许多人都谈到，掌上电脑的开发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主要是因为找对了谢耘。这话有些片面，但是确实为我未来的发展作了有利的铺垫。
　　〖这个小小的样机，标志着我们阶段性的成绩，它使我们赢得了贺志强比较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它帮助我们在合作伙伴那里建立了信誉；它的出现鼓舞了开发团队的士气和信心；它让我们在集团内证明了我们的价值，使我们得到了高层领导对这个项目的支持和关注。总之它极大地改善了我们内外部工作环境。这便是阶段性成果可以起到的一种重要的作用。 如何聪明地利用阶段性结果，去推动影响工作的因素向积极的方面转化，是管理中的一个重要技巧。〗

　　日期：2006-4-26　12:24:37
　　【连载七】 惊动IT界
　　第一个样机的初步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团队。大家全力以赴争取按计划在1998年10月开始产品的试生产。为此我们又做了几批样机，反复测试和实验。 在1998年9月，?8中国计算机世界展（COMDEX BEIJING 98）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行，我们展出了自己最新的样机。当时的样机已经是生产样机了，从性能到外观，和第一个样机相比已有天壤之别。在展览会上，不论是海外厂商还是国内人士，看到我们的样机，没有一个人认为是我们自己开发的，无一例外地问：“你们的产品是从谁那里OEM过来的？”许多人需要我们反复讲解，才肯相信这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产品。

　　当时国内还有两家公司和我们几乎同时开发这个产品。一个有着多年PDA开发经验，另外一个是总部位于山东的著名家电厂商，开发团队也由一名博士牵头，但是他们的产品迟迟不能与外界见面。 展会开始后的第二天，贺志强从香港给我打电话。他高兴地告诉我，在香港的《大公报》上看到了我们的员工在展会上，手持我们产品的大幅特写照片。他通知我，他会马上批一笔钱，用于奖励我们部门的员工。

　　《北京青年报》在展会结束时，评价这个展览会有五大热点，其中之一就是联想在国内率先成功开发出基于Windows CE操作系统的掌上电脑。记者们纷至沓来。路透社的外国记者，也扛着摄像机，到我简陋的办公室对我进行采访。这一切为我创造了条件，开始逐步学习与媒体打交道。
　　有一天，当时在上海工作的，我的一个童年时期的朋友柴亮给我打电话，他兴奋地说：“小耘哥，我在东方台的电视节目中看到你和嫂子在溜你们的小狗！”当时的小狗，今天已经是一个有26斤重的“小熊”了。 应该说，尽管我的小狗都上电视露了脸，我自己对我们做的事情和媒体的热情，还是保持了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