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的生命就在于不断创造开发出前所未有的效用或老效用的升级替代品并批量地大规模制造它。你创造的效用别的制造商一时半会拿不出来，你理当发财；大家都能做的你的效用性能优越，你肯定是竞争的胜利者。而要取得这些成绩，工厂最可靠的帮手是充沛的高级智力或技能资源。而加强管理、降低成本、广告促销的效果都必须建立在真实又可靠的效用之上。

　　刺激本国的效用创造能力之有效途径显然只有教育和科技能够直接承担，无论是深奥的知识还是高级的技能，只有教育系统才能大面积地培养国民这方面的基本能力，教育同时还兼有塑造道德、价值观和各种美好国民素质的深刻作用。所以二战后的日本人不论是否参透了这层奥秘都走对了路线，其国经济之起飞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日期：2010-09-19　11:17:46

　　再看另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交换。商人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专业组织和完成多数商品的流转、分配工作，在此过程中也实现他们的赢利。因商品出产空间上必然存在着不对称性（古代和现在一直都这样），时间上也存在消费实效的差异，商品效用又是消费者渴望和不可或缺的（个别情况同一物品在不同人手里还有不同的用途或发挥出不同的功效），加上商人本身的交易技巧，商业系统也在交易中产生了自己的社会效用和价值。现代社会的商业系统还多数承担了商品的延伸服务（实际的服务实施人还是制造商或生产商），作为商人的交易技巧，主要是在不牺牲服务品质的前提下合理地降低经营成本，同时合理地追逐销售利润（成熟国家往往从延伸服务和品牌信用中赢得额外超值利润）。商业体系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功能，就是寻找和建立市场价格体系，以此来指导资源的配置优化，定价权一再被证实是现代市场经济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目。

　　问题至此已经相当简单和明了了，对一个国家或者经济体而言，在现代工商文明中所要做的主要事情就是刺激社会的效用创造性和优化商业环境。而这两点的实现无一可以脱离知识与智慧的支持。
日期：2010-09-19　11:52:37

　　就中国而言，教育和科技的薄弱是客观事实，其根本原因在于新中国政府一直未予以真正的重视，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原始落后。再有就是知识产权鼓励和保护不利，社会分配体系扭曲。以后者而言，比如改革开放初期，计划体制下的科技人员工资无法和市场体系下的商贩收入媲美，如此则产生了“造原子丨弹丨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荒谬现象；目前主导分配的首要因素是权力及与权力的距离，当然国民也无心踏踏实实地学习知识和搞科技开发。亡羊补牢，未时不晚。投资教育和科技研发虽然无法立竿见影，只有长期坚持才能收到良好功效，但是继续放任不管或者敷衍了事，恐怕目前技术极度落后的一幕三十年后仍将延续，而中华民族又有多少个30年可以挥霍？新中国后30年的最大失误就在于此，今日乱象环生的根本原因也和教育息息相关。

　　商业技巧方面同样如此，中国的多数商人是典型的买卖人，他们通常的思维方式是在做买卖而不是做生意，businessmen和dealer可是有本质差别的。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依然和中国文化传统关系最大，做买卖是农业社会的概念，因为农业社会商品同质化程度很高，商人主要利用不同地区的物产差异博取差价；而business可以说是工业商业社会的产物，需要更复杂、更全面的经营头脑以创造财富。

　　宏观而言，新中国从来没有建立过合理的市场价格体系，计划经济年代就不说了，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价格体系始终是混乱无章的。国民普遍抱怨的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和买不起房，其实就是市场价格体系混乱的经典表现，包括人民币的货币定价问题（就是汇率），而需要对此纠结承担责任的只能是中国政府。价格体系不健全，对外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效益，对内直接牵涉到社会分配问题。这点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日期：2010-09-19　13:37:51

　　社会组织制度涉及生产、服务和管理三大类别。生产性和服务性组织中国目前已经向世界学习了很多，需要加强的无非是被现行政治体制长期压制的部分以及领会国外优秀组织的精髓而不是仅仅引进形式；管理性组织则是未来中国走向正规必须补的课，从普通的社会自治到工会、农会、商会，更重要的自然是核心政治框架，也就是政府。从经济发展角度看社会制度的首要使命在于保障和刺激国民的劳动和创造热情，提供安全、自由、秩序良好的优化的交换环境，保障国民的基本生存。从此基本原理出发，大家不难理解鼓励竞争、维持法治、合理分配社会财富、防范过度两极分化、强调市场自由和反垄断、低息低税低通胀低公共成本、保护知识产权、打击过度投机行为、建立国民基本福利体系等主要宏观经济管理原则的根由。

　　就政府而言展开了是个大话题，这里暂且不放开。简单地说，人类的政府形式理论上可归纳为统治型政府、管理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小政府大社会和服务型政府是目前人类进步力量的共识。对中国而言，也许即使如刚建国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在概念上都是不够完整的，中国人应该普遍认识到现代政府必须具备和满足两个基本素质：第一尊重国民的意愿，第二尊重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任何国家、任何时候，视大多数国民意愿如无物，狂妄自大挑战规律的政府都是卑劣和愚蠢的。目前看来只有民选的、功能和职责定义明确的、广受社会监督的现代信托代理制政府才可能真正尊重国民和规律。

　　国民价值体系是包括了个人发展观、家庭观、事业观、社会观、世界观、政治观、经济观、文化观和道德观等多项元素的综合体系，它本身的建立与取向主要取决于教育、社会风尚和国家分配体系的影响。
　　健康的国民价值体系应该是多元的、积极的、光明的，它对经济发展的间接促动作用也是尽人皆知的。中国国民目前的价值观体系混乱不可怕，关键是未来要就影响国民价值观养成的要素真正调整，高举道德招牌空喊口号是无济于事的。目前看来，形成价值观混乱和畸形的主要因素在于失败的教育和分配体系，如果未来的中国人从这两方面着手，事情将有很大的改观。中国人还特别需要认识到的一点是，由于前三十年政治挂帅，频繁的意识形态宣教、运动和斗争让国民大众潜意识里普遍对政治产生了腻味和厌烦心理，从而在改革开放后集体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注意力转移到经济上而基本不过问国家政治。事实证明这种普遍的倾向带来了难以吞咽的恶果，国民在早先自我放弃了政治权利到后来再想要找回必须付出痛苦的代价，这自然也和中国缺乏国民自由表达意志的渠道有很大关系。放眼今天的世界，在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和政治都是国民关心的主要大事，是社会生活的常态内容，哥建议中国人要在重视智商和情商的同时，一定要提高民族性的政商，如此这个历史上伟大的国家和受人尊敬的民族才能真正拥有一个光辉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