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人生很多时候就是在不断的做选择题，不断取舍。取舍的结果，就是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至于得失之间，哪个更重要，恐怕只有做抉择的人自己清楚吧？我个人一直觉得，得失之间看你更看重哪个、得到的哪个能更让你觉得心安了，只要自己觉得心里平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那做出的抉择就不要后悔了。所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就是这个道理。就像隐公一开始就想着将来有一天要还政于桓公，有人褒扬有人斥责，至于这个念头对不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想，隐公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至少他是觉得这样的结果，能让他安心吧——如果他能预测到后来他会被桓公弑杀，他还会不会是这样的选择呢？也许不会，毕竟生命重要。但是，我更倾向于隐公依然会如此选择——毕竟，别人怎么做那是别人的事，我们怎么做，是我们自己的事。

　　日期：2022-09-01 22:30:08
　　（3）
　　[春秋]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眛。

　　这是隐公有记载的第一次重大外事活动。元年三月，隐公和邾国的国君在眛这个地方会盟。邾国是鲁国的邻国，大概在今天的山东邹城一带。能与邾国结盟，说明双方之前的关系应该并不是很融洽。我猜隐公之所以发起这次会盟，是因为他摄政后，首先需要一个安定的外部环境，这样才能集中精力治理国内稳定大局。双方会盟的地方叫眛，在今天的山东泗水东南。
　　《左传》对这件事的记载是这样的：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昧。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眛之盟。”
　　意思是说跟隐公在昧这个地方结盟的人邾仪父，名叫“克”，字“仪父”，是邾国的国君。当时由于他还没有受到周王室的正式册封，因此《春秋》里在记录这件事的时候，并没有按他后来的爵位来称呼他。之所以称呼他是“仪父”，是表示尊敬他。隐公由于刚摄政想和邾国结好——“欲求好于邾”说明这次会盟是鲁国主动发起的，是鲁国有求与邾——所以在眛地和邾仪父有这次会盟。
　　《谷梁传》对此事的解释如下：

　　“传及者何？内为志焉尔。仪，字也，父犹傅也，男子之美称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也。不日，其盟渝也。眛，地名也。”
　　这段话一开始就解释为啥要用“及”字，认为用“及”就是为了强调这次会盟是鲁国主动发起的。后面解释了一下邾仪父这个称谓背后隐含的意思，跟《左传》的观点一致，也是认为因为当时邾国还没有受到周王室的正式封爵，所以没有以后来受封的等级子爵称呼邾国国君，但即使如此依然用了一个尊称。不过在解释完这些后，《谷梁传》来了一句“不日，其盟渝也”——“渝”，就是破裂、改变的意思。这句话意思是说这次会盟达成的协议其实没多久就被抛弃了。

　　《公羊传》相关记录如下：
　　“及者何？与也。会、及、暨皆与也，曷为或言会，或言及，或言暨？会，犹最也；及，犹汲汲也；暨，犹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仪父者何？邾娄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为称字？褒之也。曷为褒之？为其与公盟也。与公盟者众矣，曷为独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为可褒奈何？渐进也。眛者何？地期也。”

　　读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自己觉得《公羊传》对《春秋》有点过分解读了。这段话先是详细解释了为啥用“及”，还进一步阐释了会、及、暨的区别。意思是说“会”的意思就是聚会（最，就是聚的意思）；“及”，有心情急切的意思；暨，则表示这个人心情比较坚决果毅。用“及”，意味着是主语这一方主动发起的会面，用“暨”，则是有主语方被迫的含义。邾仪父就是邾娄国的国君，“仪”是他的字，这里称呼他的字就是有褒扬他的意思。之所以褒扬他，是因为他与隐公会盟。与隐公会盟的人很多为何单独褒扬他，因为他较之前有了进步。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就有点疑惑了，为何《公羊传》说用字来称呼邾国的国君就是褒扬呢？引用我多年之前在一篇文章里写的一段话，简单先解释一下在传统中国文化语境下，“名”和“字”的区别：
　　如果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起名字是相当讲究、严肃的一件事。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惯例，名是名，字是字，有“名以正体，字以表德。”一说。《礼记·檀弓》曰：“幼名，冠字。”也就是说起名和字是两个步骤，起名是幼儿时期，人一生下来就得由父母起个名，这是“小名”或“乳名”，主要是长辈呼唤小孩子用，什么王二狗、李三猫就是所谓的这种“名”。小名没有人重视，所以谁也想不到叫个“石三伢子”的娃娃后来会打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男孩子等长到二十岁，可以挽起头发戴上帽子成人了，父母将郑重其事地为其举行“冠礼”，这时候再给他起个“字”，也叫“表字”，这表示他“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称其名，故冠而加字”。古时女子十六岁可以盘头挽髻别上“笄”，这时也可以取字，故女子成年称“及笄”。过去说女孩子“待字闺中”，意思是尚未婚配就是这个来历。从名与字的来历可以看出，按照过去的传统礼仪，名是只供长辈和自己称呼，自称其名表示谦逊，而字才是用来供社会上平辈的人来称呼的。

　　回到《春秋》里，如果说真的是尊重邾国国君，按照我们上面的解释，其实称字也不算尊重啊，应该称人家为“邾国君”之类的官方头衔才是尊重啊。对此后面我们看《公羊传》认为《春秋》对人的称呼上，是有褒贬的，后面读到庄公时代的时候，就能看到《公羊传》明确提出一个观点，说“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意思是说称呼一个人的时候，如果说以籍贯地指代，是最低等的称谓（例如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民国有人文章里提到他的时候就说“袁项城如何如何”，类似还有康有为的“康南海”之称，但是后来以地名代指某个当地著名人物时，已经没有贬低的意思了，这点跟《春秋》时代应该有所区别——至少与《公羊传》提出这一理论的时代观念有区别了）；如果出身国名指代，就显得更尊重对方；如果以所属的氏来称呼，就尊重的程度又提高了一级；如果不称“某氏”而是“某人”，则对其尊重的程度再提高了一个等级；如果不称“某人”而以其名称呼，则对其尊重的程度再提高一个等级；如果用其字称呼，则对其尊重的程度再提高一个等级；如果姓后加子来称呼，那就是再高一个档次的尊称了——所以为何说孔子、孟子这类是尊称，就是这样来的。

　　按照《公羊传》的这一理论，后面我们还能看到《春秋》里对于邾这样的小国，对其国民正常的称呼是“邾人”。如果说邾的国君称字都是褒扬，那我们反推出，对于邾的国君，《谷梁传》认为称呼国君的名就可以了。这样也就能理解为何《左传》里会有那句“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