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俊钦是通过北京女商人雷瑛与牛忠光结识的。现年45岁的雷瑛在北京开有多家公司，与牛忠光过从甚密，后者对雷瑛的生意频频关照，这在北京中行内部是公开的秘密。
　　2006年年国庆前夕，雷瑛与牛忠光相继被捕。
　　据《财经》杂志报道，“多年来，对黄俊钦兄弟巨额财富的来源向来不乏质疑。此次官方调查显示，民营的“新恒基系”和“鹏润系”在创业阶段，涉嫌以违法或严重违规方式，获得北京中行的信贷支持。
　　目前可知的较早一笔问题贷款，由北京中行在1997年6月贷出，当年共贷出1.6亿元人民币及1027万美元。贷款人名义是北京静安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静安公司），实则由黄俊钦操控。
　　静安公司由外资身份的静安物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下称静安控股）和北京一家国企持有，外资持股六成，公司拥有北京市北三环东路静安中心地块。1995年前后，京城房地产景气不佳，静安地块无力动工，外方股东有意转手。

　　约在1994年，实际由黄俊钦私人所有的北京新恒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下称新恒基），挂靠在了北京首都创业集团名下，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企业。
　　1995年，黄俊钦等人以首创集团下属新恒基公司名义，与静安控股董事长邓南威接触，有意接盘静安控股全部股份。为维持该项目的“合资性质”，交易改由境外注册的香港捷成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香港捷成）接盘。当年6月，双方签约，邓南威与另一名股东梁湖南，将静安控股100％股权转让香港捷成，作价1800余万美元。捷成为黄俊钦的私人公司。

　　届时，黄俊钦及新恒基手头并无资金，仅承诺先进场施工，自找建设资金。双方约定在静安中心大厦建成后，黄俊钦以相应楼宇面积折抵股价款，届时方予办理静安控股的股权过户。
　　1995年下半年，静安中心破土动工，但资金很快告急，黄俊钦等人开始寻求银行贷款。1997年，黄俊钦和于星旺等人伪造静安公司执照、董事会决议及法定代表人邓南威的签名，以静安公司名义向北京中行贷款，当年贷款五笔，总计折合人民币2亿余元。贷款安排人，正是时任北京中行行长的牛忠光。
　　上述贷款主要转入香港捷成账户，后者再以投资款名义注入静安公司，另有一部分转入私人账户；直到1998年底，静安公司实际大股东邓南威、梁湖南二人方才知晓。令两位股东气愤的是，银行在此涉嫌骗贷案中，在发放贷款前必须核对借贷人的一切原始证照，“而且中行明明知道我们才是静安公司的所有者。”梁湖南对《财经》说。在他们看来，上述贷款发放绝非银行工作人员的疏忽，而是北京中行与黄俊钦等人的共谋。

　　自1998年底起，这两名加拿大籍华人屡屡上告；翌年，同样在北京中行内部人员协助下，黄俊钦等人将上述几笔贷款的借贷人变更为新恒基。
　　大力给予方便的银行内部人士正是当时的中行北京分行行长牛忠光。”
　　黄俊钦兄弟利用与牛忠光等人的关系，以不同公司名义继续向这家银行贷款。在1997年－2001年间，上述贷款总额接近10亿元，其中4亿余元一直不曾还本付息。
　　相比哥哥，黄光裕与北京中行另有一番渊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尚不足30岁的黄光裕结识了北京中行年轻女职员杜鹃。杜鹃约在1999年前后辞职，之后为黄光裕打理在香港的业务，长期担任上市公司国美电器（香港交易所代码：0493）执行董事。
　　《财经》报道之后，很快，就有消息说，黄家兄弟没事了。　

　　江湖自古多风浪
　　世道偏是少热肠
　　舞罢歌去影迷惑
　　回首斑驳泪两行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日期：2007-9-21　1:34:23

　　地产大腕们能走出胡雪岩阴影吗？
　　中国近代百年商业史上，始终有一个阴影笼罩不去，百年以来很多商人的行动准则、行事风格基本上都覆盖在这个阴影所确立的框架之下，尽管有人左冲右突，但始终未见全面突围，房地产行业尤其如此，这个阴影就是————胡雪岩。
　　先追本溯源一下，简略的看看中国历代商人是如何致富的。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陶朱公、子赣、白圭、猗顿、郭纵、乌氏倮、巴清、卓氏、程郑、孔氏、邴氏等二十多位春秋、战国、秦汉富豪的简略形状。
　　仔细看来，这些富豪主要从事的是铸造冶铁业、物流业、畜牧业三大行业。
　　个别也有发战争财的，如汉代“文景之乱”，朝廷没钱给军饷，向大家借钱，大家怕战争胜负未定，借出去血本无归，都不肯借。只有无盐氏勇敢的站了出来，承担了此次战争国债的发行任务，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吴楚兵败，朝廷胜利，无盐氏从此富甲关中，比靠滑铁卢战役爆富的英国商人罗思柴尔德如何？
　　司马公记载的这些富翁里还有两位分别靠盗墓、赌博发家的，咳，这个都属于非法行为，有兴趣的咱私下探讨。呵呵。
　　主要还是铸造冶铁业、物流业、畜牧业三大行业制造了绝大多数富豪。

　　现在回头看，当年之所以富豪主要集中在这三个行业中，还是因为这些行业类似于现在的房地产、汽车、IT行业，属于当时的新兴产业（当时中国正在进入铁器时代，冶铁绝对的是当时的高科技，时髦得很）、或者是消费升级行业，畜牧业兼具行业分工和产业升级，还具有当时的高科技属性、属资本、技术、人力三密集行业。
　　伴随着新的分工涌现出大批新兴富豪，确为社会发展应有之义。当时肯定也有腐败现象，但认为这些富豪是靠腐败起家，那基本是没有道理的，这些富豪（不包括赌博、盗墓那两位啊）基本还是把握住了社会发展的主要脉搏、在产业经济腾飞的时候，积极投身到创富行业，从而完成了财富积累。
　　等到汉武帝开始实行“盐铁专卖”，这些富豪基本就都歇菜了。
　　以后国内再数得上的富豪，基本就都云集在官宦子弟或贪官队伍里了，石崇、刘瑾、和珅和大人……
　　元明时代出了个沈万三，这个不是贪官。专家论证，沈哥是土地经营起家，辗转贸易发家。苏州和杭嘉湖地区历来是闻名全国的“粮仓”，素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沈万三拥有田产数千顷，自然有大量的稻米作为商品出售。而当时的北方，包括元大都（北京）在内所需食粮，主要靠南方供给，沈万三肯定是一“售粮大户”。由此，沈万三积累了大量资本。富起来的沈万三转而“通番”，将地产的纺织品、瓷器等输往亚非各国，而回船进口大量的珍宝、香料和药材，一去一回从中赚取巨额差价。

　　附带一句，在元朝最兴盛时期，马可波罗一伙也是因为做类似的生意来中国的，可见当年国际贸易有多火啊。
　　但沈哥政治头脑不清，竟敢说要替天子劳军，经济头脑一百分、政治头脑零分。又碰上个小心眼的朱元璋，偌大的家产，被朱元璋一句话就给弄得完菜了。
　　巍巍中华，好不容易这样一个企业家，就被酷吏这样做掉了。
　　再下来，到清代，广东出过一个伍秉鉴，伍秉鉴是十三行的领军人物，行业属性也是国际贸易。伍家所积累的财富更令人吃惊，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成为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在1843年下令行商偿还300万银元的外商债务，而伍秉鉴一人就承担了100万银元。

　　这位老兄之所以能够爆富，主要是依靠的广州的通商口岸地位，形成了绝对程度上的垄断，这种垄断具有官商、贸易许可、地域垄断多重色彩。等到鸦片战争打完后，咱大清朝又被迫签订了五口通商后，广州的贸易垄断地位一被打破，十三行的贸易量开始下降，再加上替朝廷赔款、贪官勒索，伍家的辉煌也就结束了。
　　再下来就是胡雪岩，先依靠王有龄、再依靠左宗棠，成了二品红顶戴商人，千古商人第一。但左公一死，胡雪岩也就土崩瓦解了。胡雪岩去了，可这种官商模式没去。
　　为什么只有胡雪岩的官商模式发扬光大了？
　　回头看一下笔者刚才不厌其烦讲述的那些例子。
　　几乎两千年的“盐铁专卖”政策，牢牢的把握住了当年的这些升级朝阳行业，根本轮不到私人插手，想在这里面发财，没门。

　　沈万三富可敌国，最后挡不住朱元璋的一句话，这就进一步决定了大家的价值取向，重官轻商。
　　伍秉鉴的致富有太强的时代背景和地域因素，很难具有复制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