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在宋朝也基本上变成了贮藏品，不过也有资料表明，黄金可以用作支付，或用于赏赐，或用于政府开支和纳税，也具有货币的性质。
　　与绢帛和黄金的退隐正相反，白银在此期间脱颖而出，地位大大提高。
　　不仅广泛用于赏赐、馈赠、贿赂，而且政府发兵饷、收税都规定了要用白银。
　　到了北宋中期的仁宗年间，白银正式作为法定货币，并有了固定形状，即铸成“铤”。后来，“铤”又转音为“锭”。
　　大银锭，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那种束腰形的“银元宝”。上面镌刻有文字，注明铸造地、用途、重量、主管官吏、匠人姓名等等。有的文字还相当多，可达到30多字。

　　银锭大的为50两，小的有3两到25两的几种，用的时候要称重，还要鉴定成色。
　　黄金自从东汉以后产量逐渐减少，到魏晋时已非常短缺。而宋代的白银产量又恰恰大幅增多，再加上西域诸国都在使用白银，影响到宋朝，这就使得白银不仅正式进入流通，而且还充当了国际贸易的主要货币。
　　黄金和白银的地位，在宋朝发生了明显的易位，昔日的小老弟现在成了老大哥。
　　白银地位的上升，也预示着铜铸币地位的下降，中国的金属货币从这时起，就显露出了向贵金属过渡的苗头。
　　宋朝也铸了大量的金钱、银钱，主要用于赏赐和节庆纪念。

　　比如，按宋朝的风俗，每逢皇子、公主诞生，皇帝都要发给高级臣僚和皇亲国戚“浴儿包子”，也就是御赐红包，里面包有金银钱和其他金玉小玩意儿。
　　老百姓也用金银钱。在汴京的民间，新郎新娘入洞房后，要有妇女朝新人身上洒金银钱和果子，以示吉庆。
　　宋朝的有钱人，还非常喜欢贮藏金银，几乎家家都有“窖藏”。有个叫余深的，曾经当过宰相，他把自己的全部银子，以百锭为一个单位，埋在地下，上面用土盖住夯实，再砌上砖。
　　还有一个大官僚倪思，更动了脑筋，有银子不藏在地下，而藏在房子的檐溜里或者夹墙内，让贼人找不到。
　　有时候年头多了，隔了几代人，谁也记不住房子底下埋了些什么。要是哪家想转让住房，就会有问题：万一下面有大宗窖藏怎么办？
　　这难不倒宋朝人！
　　当时在洛阳做二手房交易，买方要多付一笔“掘钱”，作为将来有可能挖到窖藏金银的一种补偿。
　　你瞧，怎么样？做个宋朝人，生活起来也很有趣吧？
　　这里就顺便讲个小故事，南宋初年有一个著名的抗金将领，叫张俊。

　　他早年英勇善战，杀得金兵个个愁，是和岳飞、韩世忠齐名的抗金英雄。
　　可是到后来这人却变质了，据说是参与了秦桧诬陷岳飞的密谋。晚年从军职上退下来，受封为清河郡王。
　　宋高宗给他盖了华丽的王府，他本人也开始大肆敛财。
　　王爷敛财，那还不容易？他总共拥有田地70万亩，年收租米64万斛。史料记载：他家里“园池声伎甲天下，每宴十妓为一队，队各异其衣色，凡十易始罢”。
　　——席间出来10队舞女，每队10个，衣服颜色都不同。也就是说，他一共养了100个歌舞小姐。
　　这就是在宋朝惊世骇俗的“百妓宴”！
　　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十月，宋高宗去张俊家里拜访。
　　张俊摆宴接驾，进奉上等酒食、果子几百种，又送给高宗金器1000两、珠子69000多颗、玛瑙碗20件、各种精细玉器40余件、绫罗锦绵1000匹。
　　这顿饭，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家宴，空前绝后！
　　什么韩熙载？在张王爷面前，不过小菜一碟罢了。

　　当时的人对张俊疯狂“捉钱”的行为极为不屑。
　　宋人钱康功《植杖闲谈》记载：有一次，宋高宗与秦桧、韩世忠、张俊等几个人一起看戏曲。只见有两个伶人走到台上，一个扮成善观天象的，说：“世间贵人，必应天象，用浑天仪窥之，则见星不见人。今可用一铜钱代。”说罢拿出一枚方孔圆钱来。
　　另一位演员让他从钱眼里看宋高宗，他看了看，答曰：“帝星。”
　　再看秦桧，答曰：“相星，”
　　再看韩世忠，答曰：“将星。”
　　又让他窥视张俊，不料却答道：“不见星。”
　　众人大骇，令其再窥，该伶人又道：“终不见星，但见张王在钱眼里坐。”

　　座中人听罢，大笑不己，连高宗也笑疼了肚子。
　　这就是我国俗话“钻钱眼”一词的由来。
　　从善打仗，到善捞钱，高宗对这样的下属极为欣赏。张俊在死后又被升了一格，追封为循王，史称“张循王”。
　　这位张王，在窖藏方面，也很有创新思维。他把家藏的银子每100两铸成一个大球，放在家里。这些10斤的大球，赶上现代的小保险柜了，不怕小偷来偷。
　　他还给这些银球取了最恰当的名字，叫“没奈何”。
　　盗窃分子们——遇上我张俊，你们就是没奈何吧？

日期:2009-02-05 09:52

　　第十二篇纸币的狂欢与宋朝的崩溃
　　朝廷无义就别怪百姓无情
　　纸币是宋朝人的发明。这东西出来后，当时的人对它就有研究，也颇有心得。
　　古人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天到晚都浑浑噩噩，只知道吟诗作画；他们可是什么事都想弄个明白的，有一股子执着劲儿。
　　这方面，你我大概都不如他们。

　　正因为有这种“求真理”的传统，我们的民族在20世纪初，才有可能全面、迅速地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思想，创建了亚洲“第一共和”。
　　即便是全面开启新时代的“五四”，也是从中国思想界内部产生出来的剧变，而不是哪个发达之国强加给我们的。
　　现在的很多人太能厚今薄古，以为自己无所不懂，古人根本不在话下。
　　可是现实往往跟这种人开玩笑——他们老是在犯古代的错误！
　　好了，为了避免犯错误，我们还是来看宋人聪明在哪里？
　　宋人对于纸币的流通规律，有相当系统的认识，归纳起来有两大理论，一是“兑换论”，二是“称提说”。
　　前面提到过的北宋名相文彦博，就是“兑换论”的重要理论家。
　　他认为纸币一定要能够自由兑换成铜钱、铁钱，才能于公私两利。

　　只有自由兑换，老百姓才信任纸币，官家发行纸币才能顺利，这样，每发一次纸币就等于政府获得一次厚利。
　　另一方面，对于民间来说，因为纸币毕竟比铁钱方便，只要随时可兑换，他们就愿意用，并且信任不疑。
　　北宋末期的温州瑞安，出过一个大知识分子，叫周行已。他对纸币也有高论。
　　他说，纸币一定要有准备金，以供人们随时兑换，但准备金不一定是十足的。
　　好比说，发行了300万贯交子，那么一定会有相当数量的交子在流通中，人们不会拿它们兑换铜钱；另外还有纸币耗损的、储存起来不用的，这样加起来大约占了100万贯的样子。

　　因此，只需有200万贯铜钱做准备金（他称之为“实”），就能支持300万贯的交子流通。
　　他对“准备金”这一概念的认识，是非常科学的。
　　在南宋时期，无论关子、会子，都出现过大贬值。于是南宋人对稳定币值也想了很多办法，当时称为“称提之说”。
　　“称提”就是平衡之意。
　　最早提出这个理论的，是南宋初年的宰相沈该，他主张要调整好铜钱和纸币两者的关系。只要其中一种的价值稳定了，同时物价也保持稳定了，另一种就不会出现大贬值。
　　他主张，政府手里应该随时有大量铜钱，用主动兑换的办法来稳定纸币的价值。

　　他建议，宫中应该储备百万缗钱，一遇到纸币贬值，就拿钱去“买”纸币，纸币自然也就会停止贬值。
　　宋人陆续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咱们在这里归纳一下：
　　1、借助铜币来稳定纸币价值；
　　2、实行新、旧纸币折换，在折换时，趁机把流通过滥的旧币贬值；
　　3、采用严刑峻法，迫使老百姓按纸币面额来使用，不允许民间将纸币擅自贬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