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是每个司指定大约9个秘书，每人发给本钱4万到5万文，再由他们将这些钱交给物色好的“中介人”（下面要专门讲到）拿去放债，要求每月收回利息4000文，每年收回利息5万文，相当于月利率8—10分。收上来的利息，就作为京官的料钱（津贴）。
　　对那些能按时还本付息的“中介人”，有特别的奖励，只要干满了一定年限，便可参加吏部铨选，授予官职。

　　到了唐高宗麟德年间之后，公廨本钱制又从京师推广到各府、州、县。东西南北中，官场是一家，大家都一起来“捉钱”。
　　由“捉钱令史”借出去的钱，等于政府是债权人，没有皇帝的免责令，是绝对不能免除债务的。
　　如果借款人死了，由子孙偿还；没有子孙的，由亲戚偿还；连亲戚也没有的，由保人偿还；要是保人也死了或者逃亡了，那也要找到一个人代纳。总之是赖不掉的，不能只在账面上做个“呆坏账处理”就算完事。
　　因为这个事情的负面作用很大，唐朝开国重臣褚遂良就曾经激烈反对，他认为中介人只要按时缴还利息就给授官，会导致很多“惯于求利”的人得官，这将严重败坏干部队伍风气。
　　迫于道德的压力，唐太宗时曾经两度废罢公廨本钱，但很快又恢复了，因为软道理要服从硬道理——没钱是办不了公的。此后，在玄宗开元年间，又曾罢废全国公廨钱一次，于8年后再次恢复。

　　每次恢复后，月利率都有所下调，太宗时就降到了5—6分，玄宗和武宗时最低，仅为4分。不过即便是这样，合年利率也高达48%，其间的油水还是大得惊人。
　　“追前”看来不是本质工作，只是一个附带的任务，所以月利率下调，大概是为减轻“捉钱”的难度，以免经办的官员除了钱不想别的。
　　那么，唐朝后期放债的钱，是不是越来越少了呢？
　　不，正好相反。
　　初唐时，京师共有70多个司，有捉钱令史600多人。各司的公廨本钱总数在2400贯到3万贯之间。

　　而到了中唐贞元十二年(796)，京师68司所置的公廨本钱，总数已达24万多贯，捉钱官的人数也大大增加。
　　——这算是个规律吧。一个王朝，越往后，办公经费的需要量就越大，大概是官员们越来越讲究品味的缘故。

日期:2009-01-09 12:52

　　（就来!)
　　从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年）以后，公廨本钱的运作，就交由“高户”即百姓中的富户来代理。这些富户，就成为官府的放债中介人，被称为“捉钱户”,可免除徭役，
　　捉钱户是良莠不齐的，什么鸟都有，有人能按时交回利息，有人则赖账不还。到唐宪宗时，积欠本息的实在太多了，只好免去一些本息。
　　如果借钱的人所付利息已经超过本金10倍的，本利全免。如果付息已达本金5倍的，所欠利息就不再要了。
　　做一个捉钱户，还有一个绝大的好处，就是按唐朝法律，捉钱户一旦犯罪，府、县地方官管不着，要由本司的捉钱令史负责追究。
　　这样，有的捉钱户本意就不是要帮官家放债，而是找一棵大树好乘凉，他们连本钱都不要，照样按时交付利息，图的就是一个受保护的身份。
　　还有的捉钱户，在公廨钱里加入自己的私钱，一起放债，收来了利息归自己，收不上来，就算官家的呆坏账。
　　还有的商贩富户，主动投靠官衙当“捉钱户”，就是想以“官本”资金为依托，主要目的是私人放债。
　　他们明明放的是私人钱，在讨债的时候却说是官家的钱，对不能及时还钱的欠债人任意欺凌（以上均见《唐会要》）。

　　政府也知道这些捉钱户的猫腻，但是衙门里的人头费就全靠这些人来解决，撵走了他们不是要让我们喝凉水？所以也睁眼闭眼的不大管。后来只是规定，捉钱户放债的私人本钱，不得超过官家给的本钱数，超过的部分就要没收。
　　唐高宗以后，地方州县和军事单位也都设置了公廨本钱，由典吏（办事员）主持运作。收上来的利钱，作为各级吏员的吃饭钱和各级官员的工资、津贴。到了唐玄宗时，全国州县公廨本钱的总额，已达80万贯至100万贯左右。
　　回过头去看这段历史，唐朝政府通过放债来筹集机构人员工资，而不是直接由中央财政拨款，总还算有点良心，知道老百姓的血，不应该抽的太多。
　　而且这办法，也强于朱元璋狠命压低官员工资水准的笨办法（既然工资低，你就别怪我放手贪污了）。
　　虽然官营高利贷也有一些负面效果，在“捉钱户”中会有一些仗势欺人的恶徒，但总比官员人人都肆无忌惮去“捉钱”要好啊！

日期:2009-01-10 09:09

　　唐朝法律不许黄世仁抢白毛女
　　上面讲的是公家放债的情况，在隋唐，私人放债也非常活跃。各种信用机构也应运而生，在长安的“西市”，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金融市场，有了各式各样的信用业务。
　　可以说，我国古代的金融业到这时候，才全面成熟，迎来了它的第一个兴盛期。
　　这是经济发达使社会生活变得丰富的实例，比起南北朝时和尚一手遮天的情况好多了。
　　隋唐放债的人，主体是富商，有专门以放债为业的，家产能累积到千金。与此同时，也有其他的人在干这一行。
　　从隋朝起，王公贵族就踊跃加入了放债取利的大军，他们有钱有势，玩得相当大。

　　隋文帝有一个儿子杨俊，就是放债的能手。他老爹当了开国皇帝，他想不富都不行，有了钱就想更有钱，于是便“违反制度”，到处放债。
　　这样的主儿，谁敢惹？无论官吏还是百姓，都深受其苦。
　　在隋朝，放债叫“出责”、“举债”。而到了唐朝，则叫做“出举”、“举放”、“举债”、“放债”、“放息钱”、“责息钱”等等。
　　借债为何被称作“举”？在词源学上我还真搞不懂。我琢磨着，大概债务就像大石头，借到了手，就像举着个大石头，压得人不舒服。
　　唐朝初期，皇室的公主是最能放债的一批人，其他皇亲国戚也都差不多。

　　他们图的，就是那月息的10分利。到了还钱的期限，还要派家奴去催债，想来是没人敢不还。
　　这个带头作用是巨大的，各州县官员都看着眼红，也蠢蠢欲动，都借钱给本部下属，以此牟利。
　　官员们有俸禄，不犯错误的话就是捧着金饭碗，他们为何还要汲汲于放债图利？
　　这个，很简单——想往上爬。
　　我说一个例子，大家就会明白：一般唐代的节度使（地方军政要员）都是从禁军将领中选拔的，节度使就等于土皇帝，是个特大的肥差，许多禁军将领都眼巴巴地盯着。而当时对任命节度使起决定作用的，是接近权力中枢的高级宦官。

　　禁军将领为了能够外放，就要拿钱打点。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办？他们就对富商放高利贷，收取“倍息”，再拿着赚来的钱去贿赂宦官。
　　这就是社会食物链，一个吃一个，个个都有更弱小的可以吃。
　　你只要不是最弱的那个，就总能有办法。
　　早在唐玄宗时期，就曾下令禁止这种财迷心窍的官场作风。不过，看样子几十年都没能禁掉。
　　23年后，他又下了更严厉的禁令，规定州县官员放债一匹绢以上的，就要免官，并处财物充公。

　　可是这种纸面上禁令怎能有效？
　　这不光是潜规则不可动摇的问题，而是制度决定。
　　唐玄宗也好，大唐王朝也好，就好比是一个车身，全靠下面的轮子带着跑。
　　你想，他要是忽然下令让轮子不要再转了，那怎么可能？
　　所以“封建社会”里皇帝下的反腐令，我们大可不必当真，那也可能是舆论反应太强烈了，需要略踩一踩刹车而已。没有一个皇帝会像惩治谋反那样惩治腐败，除非他想让自己的车就地趴窝。

日期:2009-01-11 10:20

　　唐朝的高利贷专业户，也很有政治头脑，他们还盯住了在京师刚被选任的新官员，借钱给他们做打点费和路费，等他们到任后再还。
　　一个新补选的官，两手空空，连赴任的路费都凑不齐，为何到了任上就还得起？此间的猫腻，我不说，大家也都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