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负米六斗，士兵自携五日干粮，一百姓侍侯一士兵的粮食，一去可十八天：米六斗，人一天吃二升。二人吃，十八天就吃完了。

　　假如算上返回路程，只可吃九天。二人供应一士兵，一去可二十六天；米一石二斗，三人吃，一天吃六升，八天，则一夫所负的粮食已吃完，给六日粮食遣回。
　　后十八天，二人吃，一天四升并粮。如果加上回程，止可进十三天。前八天，一天吃六升。后五天加回程，日食四升并粮。
　　三人侍侯一士兵的粮食，一去可三十一天；米一石八斗，前六日半，四人吃，一天八升。
　　減一夫，给四天粮。十七天，三人吃，一天吃六升。又減一夫，给九天粮。后十八天，二人吃，一天四升并粮。加回路，只能前进十六天。
　　前六日半 ，日食八升。中七日，日食六升，后十一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粮。

　　三人背粮食喂一兵，已经到极限。
　　假如动用10万大军，必须用30万人运粮，这30万人还要吃饭啊。放回运粮人，须有保护的士兵跟着，当然还要带粮食吃。可怜的汉族军队，被一张张嘴巴累垮了。
　　若以畜乘运之，則驼负三石，马骡一石五斗，驴一石。比人背负的多，走的远，费用还少，但牲口也不是铁打的，畜多瘦死，影响农业生产，较之人负，利害相半。
　　可见，军需供应在当时非常艰难，往往花费甚多，而收效甚微。运夫在为军队运送粮草的同时，也要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他们也得吃饭，而且不少吃，非兵士消耗基本与兵士消耗相同。
　　一场有一定规模的战争，仅消耗的物资粮草一项，便是非常巨大的开销。因此，要想军需充足，就必须有更多的人力和物力。
　　很多人都爱夸汉武帝神勇，敢于讨伐匈奴，直到打夸他们。却不知道此举动消耗了几代积累的财富，仅购买战马就花费巨大。战争结束后，汉武帝也责备自己是败家子。
　　为什么旧党官员普遍反对打仗？并不是他们贪生怕死，反正也不用他们冲杀疆场。因为他们考虑经济帐，从过日子的角度出发。

　　不当家不知道财米贵。
　　辽国规定，军队出征，就地解决后勤，也就是像日军提出的“以战养战”一样。而宋朝军队后勤却没这样轻松。
　　宋方以步兵为主，辎重供应十分艰难。
　　熙河虽号称一路，可并无余粮。前年攻湟州，用兵将近10万，每月用粮7万石，主要靠秦风路及其邻近地区供应。仅凤翔府就出动民夫接近6万人，自带驴骡和骆驼，粮草自备，又耽误了秋收。
　　出动那么多士兵，要跟上更多的民夫供给粮食。

　　而更多的民夫，同样需要消耗更多的粮食。
　　这就好比笨婆娘合面：面粉多了，多加水。水多了，再加面。如此循环往复，最后笨婆娘累倒了，眼前是一大团面。
　　去年攻西宁州，用兵十余万，当地官府出动丁夫8万余人。民夫负重致远，风餐露宿，很多人都因冻饿而死在路旁。牲畜—半瘦死，一半充作军食。春耕时村无壮男，只剩下妇幼老弱，致使农田半荒芜，百姓以何维生？
　　还是游牧民族的战士们聪明，当然这也与饮食习惯有关系。蒙古士兵出征，带几块羊肉，还有冻马奶即可。实在不行，就割开马脖子，咕嘟咕嘟地喝血。
　　汉族军队总被游牧军队揍的满地找牙，饮食习惯是很重要的一条。

　　不仅风翔一府如此，远近各郡也苦不堪言。春天，西夏、吐蕃联军10万侵边，朝廷抽调陕西五路劲兵近20万人，所需粮草比往年多了一倍。官府已无驴骡运粮，只能动用耕牛。丁夫不足，甚至差遣妇女。那时候有飞机多好啊，空降。
　　麻烦在于，少数民族拥有灵活激动的骑兵部队，专门打击宋朝的辎重队伍。行经兰州京玉关以西，突然遭到敌军袭击，护粮军败走，丁夫自相践踏，死了几千人，粮草与耕牛反而被敌军掳掠。而急等军粮的前线将士们却得不到补充，饿着肚子，如何打的过如狼似虎的异族汉子？辽国战神耶律休哥就看准这一点，认定这是宋国军队的尺寸，一打一个准。

　　战争给人民带来荒凉。
　　凤翔与关中地区土地肥沃，有郑渠等水利灌溉，百姓勤劳，风俗纯厚，以往丰衣足食。如今牲畜已尽，耕桑尽失，萧条凄凉。
　　到底有无必要打这场战争？
　　神宗收复陇右地区，是为平定吐蕃内乱，靖边安民，生前并无攻占湟、廓、西宁三州之意，这才是英明决策。既教训了敌人，又见好就收。治大国若烹小鲜，关键是把握火候。太左太右都不好，必须不左不右。
　　暴烈政客章惇执政时才进军湟、鄯，迫使吐蕃由皇宋属国变为敌国，化友为敌，极不明智。
　　蔡京、童贯等奸臣，为了建立功业，以便爬的更高，借故吐蕃要建国，威胁宋朝，以此引诱皇帝大动干戈，这样以来就大伤了宋朝宝贵的元气。


日期：2009-2-24 21:34:00

　　黑暗中的一缕光
　　宋徽宗是昏君，蔡京是奸臣，这话没错。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总是干祸国殃民的事情，否则赵佶也不可能坐了25年的皇帝位子。江山是一点点掏空的，这有个过程。
　　君臣们一方面横征暴敛，一方面故做姿态。在花天酒地中，良心并没完全泯灭。
　　赵佶这小伙子虽然喜欢水性扬花，但心地善良，他很牵挂鳏寡孤独与贫而无告者。他感到京师虽有福田院，养活的范围不太广泛，隆寒盛暑，穷而无告及疾病者或失其所，非常可怜。
　　朕乃人民的公仆，看到主人如此艰辛，很揪心。

　　这一朝引人注目的是建立了完善的赈恤机制。
　　《宋史》记载，蔡京在执政期间，主持修订了《详定重修敕令》。该敕令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规范。
　　无主孩子有人管：因饥寒贫困原因被父母遗弃的弃婴，三岁以下的，官府应允许人家收养，其身份、地位与收养人家的子孙一视同仁。遗弃小儿，雇人乳养，仍听宫观、寺院养为童行。
　　老弱病残福不浅。崇宁初年，蔡京主持朝政，着手建立完善赈恤机制，在全国各州县普遍设置了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这在《宋史"食货志》中说得很详细，给常平米，厚至数倍。派专人管理，供给好吃好喝的，还给衲衣絮被。越往上级机关待遇越豪华，设置帷帐，雇奶妈、女使，花费巨大，不免浪费，穷人欢喜富人愁。
　　鼓励僧侣行善积德。在蔡京主政奏请下，贫不能葬，畿县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人安厝，命僧主之。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与紫衣；三年医愈千人，赐紫衣、祠部牒各一道。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瘗人，岁终考其数为殿最。
　　所有公民均在祖国怀抱里：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无衣丐者，许送近便居养院，给钱米救济。
　　孤贫小儿上得起学：可教者，令入小学听读，吃穿免费。

　　将温暖送到基层。崇宁五年（1106），徽宗指示城寨镇市户及千以上有知监者，俱仿州县例置居养院。要求凡户数上千的城寨镇市，都要设置安济坊，凡境内病卧无依之人，都可送入安济坊医治。
　　居养院属于事业单位，有编制，有体制。管理人员有僧人、官卒、童行、军典、手分、童行等。他们负责居养院日常的管理和洒扫等杂务，工作一定时间后，僧人给予师号，紫衣，童行给予度牒等。居养院的财务收支由州县政府掌管，每州派厢典一名，负责居养院和安济坊文书账簿的抄写上报。僧人、童行、军典、手分的生活费及笔墨纸张等用度，全从常平钱内支出。

　　安济坊与居养院同时建立，在经费来源与生活水准与居养院相同，只是又增加了医药费一项。政府对安济坊进行严格监督检查，并制定奖惩条例。“其安济坊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疗痊失，岁终考会人数，以为殿最，仍立定赏罚条格。或他司奉行不谨，致德泽不能不究，外路委提举常平司，京畿委提点刑狱司，常切检查。……都城内，许御史台纠劾。”

　　奖励惩罚并举。安济坊的管理僧人，三年内医愈千人，即赐紫衣及祠部牒各一道；如收无病者充数，杖一百。
　　自崇宁三年，漏泽园设立，漏泽园相当于殡仪馆与义冢的结合体，服务的对象是那些为“上天的恩泽所漏掉”的人。漏泽园的管理人员为僧人，每人“月给常平钱五贯、米一石”。这些僧人，根据埋瘗人数多少给以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