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1-09-29 16:53:42
　　（31）
　　#王朝的衰亡

　　官僚帝国对于君王、贵族和官僚的贪婪没有什么有力约束。对劳动者的压迫剥削日甚一日。生产受到破坏，百姓奋起反抗，社会混乱起来。
　　费正清是这样总结中国历代王朝由盛到衰的一般规律的：
　　“尽管中国人强调的是个人道德与人格，但朝代循环往复的原因主要还是和赋税、管理效率及军事力量有关。各主要朝代开国初期往往出现盛世局面，国家在新获得的和平中得到了发展，于是人口迅速增加，国库钱粮充足。
　　但是••••••朝廷钱粮既丰就开始大兴宫室、驿道、水渠和城墙。为了维护军事上的胜利成果，往往将防御体系铺得太广而难以为继。皇亲国戚、高官大员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无不沉湎于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之中。他们对供养者的需求越来越大，••••••支出不断增大而收入却相对减少，这样各朝各代大凡在开国100年内就会遇上棘手的财政困难。国库收入减少了，朝廷制度亦开始随之败坏。

　　这时就会出现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变革，有时暂时起些作用。（但）百官贪污腐化的现象日益严重，这就导致行政效率下降，而党争亦越发激烈起来。对朝廷心怀二志者在政治、经济上更趋独立并且日益恣行无忌。政府为了弥合财政逆差，只好增收赋税，结果往往使百姓们不堪重负。由于国库空虚，导致水渠、河堤年久失修，粮食歉收时节政府无力赈济灾民，结果饥馑横行，于是各地盗匪蜂起并最终爆发农民起义。由于无力发放军饷，边境防守亦开始崩溃。各地军政大员纷纷拥兵自立，于是朝廷垮台了事。之后各方混战一场，吐旧纳新，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朝代循环。”

　　官僚贵族们对奢侈生活的欲望难以得到遏制。巴林顿•摩尔说：“社会系统中缺少有效率的机构来制止官员的压榨行为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结构性弱点之。••••••受贿的诱惑使得每一个官员都尽其所能地中饱私囊。”他的这番话放在罗马帝国同样适用。

　　罗斯托夫采夫论述罗马帝国说：“官僚体制权利至高至大，不受国家基本成员所施行的任何监督，从而变得十分腐化，不诚实。••••••贿赂公行，非法鱼夺习以为常；企图采取一大套暗中侦察和官员彼此互相监督的制度来制止这些现象均属徒劳无益。每一次增加官吏的名额，每一次扩大监督人员的队伍，其结果都只是增添了靠贿赂贪污为生的人数。••••••凡是一种官僚体制，如果不受人民所掌握的充分权利的制裁，它都注定了会腐化无能。”

　　对于广大的罗马农民和隶农，罗马国家用赋税，罗马官吏用贪污，罗马地主用地租；而且赋税越来越重，贪污越来越凶，地租越来越多。对于城市里的手工业主和商人，罗马国家和官吏同样不会放过，极力敲诈勒索。罗氏论述道：
　　“（罗马国家）从社会观点来看，既无平等，亦不平均。••••••人人都不许有政治上的自由，不允许任何人有言论、思想或良心的自由，自从基督教得胜以后尤其如此。••••••大地主是皇帝的奴隶，但却是靠他的田庄为生的佃户和农奴的主子。••••••城市里的劳动阶级对于店主、船东和工厂主所处的关系也是这样。而店主、船东和工厂主等人与其说是业主，远不如说更像是为国家利益而对自己的企业进行监督的低级职员；他们本身受着各部门的官吏和各个军事单位的长官的奴役驱使。最后，我们来看各级官吏和军人，他们尽管操纵着千百万人生杀予夺之权，但却要服从于一种奴隶性的铁的纪律。大家都受奴役是这个时代显著的特征。”

　　罗马帝国末期也是出现没落瓦解的图景。行政腐败、赋税过重、地主贵族日益发财、奢侈成风；农业衰落、民众日益贫困；公德丧失、风化败坏。不论是总体的生产力，还是社会的组织化程度，都降到了很低的水平。各地的农民起事日见普遍，海盗的活动也越来越多。当时的一位演说家大声疾呼：“该死的富人们！如果穷人真觉得不值得活下去的话，注意他们会使你们同归于尽的。”
　　日期：2021-09-30 12:24:24

　　（32）
　　#中古欧洲的政治结构
　　与其他中古文明相比，中世纪欧洲文明很特殊。罗马崩溃后经济文化大倒退，政治权力碎片化。基督教不断从南欧向整个欧洲扩散，欧洲文明的范围也从南欧扩张到全欧洲。教会成为唯一遍布欧洲的有组织势力。
　　教会虽然是精神权威，却不具备政治和行政权力。教权和王权分立，形成了两个独立的权力体系，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同时存在着一系列的王国，而且各个王国内部权力松散分离。君主、贵族、各级领主互相制衡。
　　中古初期，教权有很大的威势。可说是神权与王权结合的一个特殊统治。在很多政治会议上，教会的主教们都有决策权。起初只有主教有文化，国王、贵族都不识字。文官大部分由教会承担，而武将就是日耳曼的军事首领担任，两大势力平分秋色。军人集团成为了各大封建主，国王将土地分给那些有功劳的将领，他们又将土地分给自己的附庸，形成了中世纪特有的封建等级形态。而教会也在不断发展，在各地建立了教会和修道院，划分等级管理。自此教会与王权成为了并驾齐驱的两种权力体系。在这种条件下，王权受到教权的极大制约。可是不久教会就不能控制俗世权力了。

　　这种多中心导致两个后果。第一，封建领主对社会的控制力较弱。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在各个势力范围的空隙，城市发展起来并形成半独立和独立的势力。第二，封建主之间存在激烈的角逐和斗争，不得不利用城市里的工商业者的的财富和势力。城市力量就有了生存和扩大的空间。
　　教权与王权不断的交锋与对抗，让社会形态也得到不断的变化，新的阶级产生，形成了西方近代的民主政治的雏形。
　　很多大的封建主也有强大实力，可以挑战王权。他们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法律的制定，来满足自己的要求，保护自己的权利。比如《自由大宪章》的制定，就是封建贵族们直接制约国王，制定保护自己权益不受侵害的法律法规。而国君必须与其他势力合作，于是选择了一些更小的领主或者一些民间的势力合作。
　　十世纪之后，城市逐渐建立，市民阶级逐渐成长起来，资本主义已经开始有了萌芽。王室与他们合作，对抗教权与大的封建势力。国王给予民间一定的自由和权利，而民间的资本团体为国王提供财产和兵力，支持国王与封建领主的斗争。这场斗争中，王权不断加强，而民间的力量也不断增加。到了中世纪末期，封建领主们已经被打压殆尽，教会也不再具有统治权，国王的权利基本统一。而城市也以或和平或暴力的不懈斗争，使自己也成为一股有着很大独立性的政治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