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高中，住校了，没有办法赚钱。在初中时积累的200多本图书。成了我生存的基础。可没有新书增添，很快我就两手空空。靠家里接济生活费。这时我的嫂子过来了，妈妈也快50了。再也帮不上我什么。向哥哥要钱，无异于与虎谋皮。我再度依靠母鸡生蛋才能活下去。可我知读书的意愿更强，常常是一包“榨菜头”对付一个星期。(榨菜头是妈妈做的)。

　　是“榨菜头”“母鸡”送我挤过了独木桥。是母亲的双手送我过了河。所以我至今也不敢吃鸡肉、鸡翅、鸡腿。
　　贫穷逼我离家来深圳（2）
　　是我的母亲那粗糙的双手将我推过了河。更是我爸爸那一把老泪，让我知道了我的责任重大。
　　当收到录取通知书时，我第一个去的地方是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坟墓。第二个的地方是我爷爷那16间铺位。其它的人都不知道我录取了。
　　在离家时，我们一家人(多了一个姐夫外、小外孙、小侄子)坐在了一起，那一餐是我家当时最奢侈的。有5角钱的猪肉、一条我姐夫(当时是小学老师)从他学生家里借来的鱼、我妈还杀了一个公鸡。鸡肉一块我也没有敢动。我怕我后面几年还要仍靠母鸡生蛋才能活下去。我不能忘了是鸡蛋将我送出了农村。
　　当我提着被子、几件衣服离开家时。我第二次站在那池塘边上嚎叫了。因为上午，那叫声召来了整个生产队的眼光。同时也将我的小侄子吓哭了。但没有一个人走近我和走近我家。当我站在山顶上回头看我那“家”时。我发出人生的第三次嚎叫。我想我那叫声一定比沙漠中的狼嚎还要凄凉。因为山周边的几个生产队的人都跑了出来。

　　84当我毕业分回去再次见到我妈妈时，她告诫我，今后别再嚎叫了，很吓人。
　　刚上班，我背负着振兴我家族的豪情，决定在单位要混出个人模狗样来。但决不是为了报效祖国，是为了让我的父母能在人前抬得起头。我开始告诫自己，要拿出在农村做农活的劲，做好工作。
　　上班的第三天，我就发现我错了。因为没有人当我一回事，当时的邮政局(现在应该说是电讯局)跟本就不在乎我。没有一个部门肯要我。一直到第五天，总算是将我“高就”到了那山头上的交换机站。(为了备战，当时的交换机站多数建在山里)。
　　到交换机站，接待我的是从山下到山上满山的蚂蚁。和一直到晚饭才睡醒的“站长”。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有“红本子”，我的工资没法定。最后给我定的工资居然比“站长”高了2元8角。这下可好了。我人没有到，站长就知道了。我居然比他这“老革命”(在交换机站干了16年)一个月多了3.5斤猪肉。
　　在我工作之余，因为我还需要“接受再教育”，因为我“大有作为”，因为我年轻、因为要培养专业技术人员。所以我要为站长每天打扫他的房间、办公台、从山顶上担粪、肥、山底下担水浇他在半山腰偷种的十多块“自留”菜地。
　　同时也因为我的工作“出色”，在我工作的第二个月，我就分配到了一个只有三只脚(另一只脚与对面办公台用一块木板固定在一起)的办公台上的一个抽屉。我拿到我人生的“第一把锁匙”。当时站里共19个同事。有抽屉的只有8个。我是第9个。也就是说我的“钞票”“粮票”有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每到轮班我就会回家去，不是为了去看父母，而是要去砍棕树子、摘黄枝子。我当时是站里最高收入者。一个月52。75元，加上补助。我能拿到63元左右(视晚班多少而定)。
　　可我家里仍欠账高达2000多元。在上海读书的三年里，我没有回过一次家，不是不想家，是没有路费。我得利用假期将生活费赚回来，帮人补习成了我的专利，当时的学风比现在好多了。帮人补习的钱虽不多，可学生听话。也用功。这期间我还给我妈妈寄过三次钱。最多的一次是100元整。
　　在我读书期间，我哥、嫂与我、父母分家了。因为我读书最多，所以我要负担全部债务。我妈在家养猪、鸡、争工分还帮我还了800多元债。(因为我爸爸在我录取后也开始帮我妈做一些家务事)。但我寄给我妈妈的三次共230元钱。在我回家的当天，我妈妈就交给了我。
　　轮体的时间是两个白天，一个晚上。我能砍到100多公斤棕树子。最多的一次我砍了不下300公斤棕树子。交给爸爸帮手晒干。下次轮休我就是送到收购站去。换回来我急需要的书。(不是想做什么学问，是那山包上的时间没有办法打发)。我从杂志、名著、历史、到收藏知识类的书，只要我寻得到我就看。
　　因为我去新华书店次数多了，一个阿姨发现我爱看书，又经常只能买便宜的书看，就好心的介绍我。她有一个侄女在市图书馆。可办借书证。当时要办一个借书证。要单位的证明。我为了办到借书证，我开始了我人生第一次行贿。行贿的东西是一条我家门前池塘里的草鱼。是我偷偷钓的。有三斤多重。为了钓到一条大一点的鱼，又不被生产队发现，我用了三个轮休机会。钓到了第二天我就去行贿了。

　　情况不错，我的鱼送到，小姑娘就帮我办了一个借书证。只不过不是我的名字。是用她爸爸的名字办的。(这小姑娘也是我人生第一个最感激的人)。虽然后来没有能成为我的LP。可我仍旧常常想起她。
　　有了书，上班的时间就好打发了。因为交换站基本没有事可做。天天只是对着那几台“高、精、尖”的电子管。抹抹灰、尘之外。基本上不要动它。
　　一年的时间转眼就过了，男人到了二十二开始思春。周围的媒婆比我还急。介绍的对象一个比一个漂亮。可当她们一到我家坐坐后。就再也没有了消息。听媒婆说。是因为我家的“成份”与“经济”实力“超群”。加上我的老爸不肯干活。所以姑娘们“爱莫能助”。
　　要想寻一个好姑娘，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单位分到了房子。在市内结婚。山上面是不会有人跟着去数星星看月亮的。乡下的月亮、星星比山上面的还清晰。不想看了最少还能听到几声狗叫人嚎。
　　其实当时我并不急，因为我看上了图书馆那位。所以有空就跑图书馆。

　　在85年的3月18号，(因为一个日子是我的生日、也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所以记忆特深)我对姑娘表示出来我的意思时。她的回答让我从头顶凉到脚底窝。她在五一就要结婚了。爱人是财政局局长的公子。在检察院工作。
　　五一节我去喝了我人生喝的第一次喜酒(以前我是从来不肯去参入的，一是没钱、二是没有人请、三是怕丢脸、四是不想让人害怕我)。实在是苦酒。但我必须去，毕竟她帮了我。我送她的是一个影集外加30大元。在当时出手这么大方可能只有我一个。所以她后来帮我多办了一个借书证。是他爱人的名字。
　　五一之后。我开始有计划的与媒婆联系，(因为我知道没有人能生两个女儿、最少第二个晚上不会再生)。同时开始与单位领导交往。因为我知道，我要是想找到“爱人”。我必须先有房子。一个单间是我的理想。
　　几次跑下来。我绝望了。原因很简单，单位等着房子结婚的人有67个。其中最小年龄的都比我大三岁。都到了法定结婚年龄。也就是说，我要到三年之后才有“资格”去排队。领导还“语重心长”的对我说，不要有了一个“红本子”就有了优越感。老同志为单位做出的贡献比你多得多。你要顾全大局。
　　为了“大局”。我对媒婆说近期不必再麻烦了。如果有人愿意在我这“大厦”与我结婚，我将终生对她“府首贴耳”。一个月、三个月、半年过去了。没有人愿意让我一生对她“府首贴耳”。

　　我知道，红本子并不能改变我的一生。穷字不是一个“本子”能改变得了的。只有存款“本子”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我不能重踏我哥哥的复重辙。我得努力改变我的生活。不为了自己，也为了爹娘。
　　在工作之余。我开始了抓青蛙、鳝鱼、砍棕树子、挖中草药。每个双休我都能弄上十块八块的。到86年的春节，加上妈妈、爸爸的努力。我还清了债。还留了200多块钱。我家也第一次过年不要去看养猪场、晒谷场。
　　贫穷逼我离家来深圳（3）
　　不看养猪场、晒谷场只能一时，不能一世。想在单位分到房子难上于青天，而我家里是没有潜力可挖了。我的路似乎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