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竞争中，只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集群，才能够支撑得住大城市。 当一个城市的核心产业衰落，失去了国际竞争力，那也就意味着城市开始失去生存的基础。 比如说，随着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陷入困境，底特律成为首当其冲的失落城市，其城市失业率在2009年中超过16%。 而相关企业在经济压力下，开始纷纷退出底特律。 底特律出现不少废弃建筑、或者建筑被拆除后留下的空地，让人感觉到相当的荒凉。 底特律坐落在著名的“钢铁生锈带”，也就是以钢铁、汽车等传统工业为经济主体，从美国东北部五大湖区到大西洋的城市群。 其中包括底特律、匹兹堡、克里夫兰等曾经著名的城市。 因为其工业的滑落，大量工厂关门，导致失业率一直高居不下。 从2008-2009年，其失业率快速增加，有些地方的失业率超过20%。

　　楼能够建多高，首先要看地质有多硬，地基打多深。 中国主要城市的问题在于，缺乏强有力的经济基础。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天津、重庆、成都等众多二线城市都在大力进行城市扩张，高楼拔地而起。 表面上看上，热火朝天，一片繁荣。 但是从本质来讲，缺乏现代化城市的经济基础。 从上述现代化城市的归类上看，这些城市缺乏关键的先导性工业或者制造业，因此不属于电力工业革命型城市；缺乏高价值的电子、光学、精细化工、精密机械等制造业，因此不属于电子工业革命型城市；更缺乏“知识经济”的如哈佛大学、微软软件和IBM“服务”、麦肯锡咨询、奥美广告等现代知识服务业。 像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曾经属于工业革命型的城市，因为这些高污染、高耗能、没有科技含量的初级制造业已经“日薄西山”，也在很大程度上被这些城市本身所淘汰。


日期：2009-12-04　14:09:43

　　五、城市居民收入 （续：中国城市居民的困境）
　　那么，中国的城市属于什么类型？仍然只能算是古代商业城市。 比如说，驰名中外的北京秀水街从一条小街改造成了一个漂亮的商厦，但是卖的东西还是那些，并不能销售真正的高档奢侈品。 中关村的电子销售市场，从最初的“棚户”时代，通过盖大楼搬进了“华厦”，曾经的小商贩变成了电子科技公司。 但是，这些电子科技公司仍然改变不了“小生意”的本质，这些电子销售市场的本质仍然是古代的“集市”。 深圳华强北的电子市场作为“山寨机”的集中地，规模巨大，买卖者众多。 但是，仍然改变不了集中型的“前店后厂”的古代经济模式。 “山寨机”的生产者从标准的定义来说，不能称之为企业，而仅仅是古代的“作坊”而已。 只不过装配的东西有所区别而已。 而不同“作坊”聚集起来，形成华强北的“集市”，吸引的是中低端的客户。

　　中国城市缺乏现代经济“地基”。 中国城市现有的主要经济基础是加工组装业，与制造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加工组装业的实质是规模大了的“作坊”，只需要把“学徒”训练好就行了。 日本企业在中国设立汽车组装厂，只需要四年就可以达到世界级的管理水平，在中国市场卖出世界级的利润。 但是，日本汽车制造业用了五十年左右赶超美国汽车。 这还是在美国早期的大量技术援助，在美国企业不重视知识产权的时候从美国企业偷技术的基础上，利用了美国企业失去竞争警觉性，而且通过大量的日本工程师、管理者、设计师共同努力，通过刻苦学习、不断实践、持续改进，最后变成了具有全部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优势制造业。 而在中国经济中，没有任何一个产业拥有全部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并且在国际上获得领导地位。

　　越来越低的加工业利润，无法满足越来越高的城市成本。 加工组装业的特点就是利润低，而且越来越低。 毫无知识和技术含量的加工业谁都会做，只不过别人愿意不愿意做而已。 欧美日企业看到，如果自己做组装加工，根本无法承担高额的城市运营费用、高额的员工成本、无法支付股东的高额利润预期，无法承担高额的污染与资源消耗罚款，所以把这些部分转移到中国。 在世界产业链中，不能赚钱的部分在哪里都不能赚钱，也不能支持城市高昂的费用。

　　问题是，很多中国人偏偏认为做简单的组装加工就能够让自己获得持续发展。 于是，在乡镇做了几年生产加工的企业老板们，看到自己赚了钱，开始信心膨胀，把自己的企业“总部”搬到大城市。 而等到人们搬到大城市之后，发现城市的成本远远超出自己曾经预计到能力。 但是，这时候人们发现自己的组装加工开始赔钱。 于是，人们发现了在城市中“炒楼”赚钱的方法，开始从组装加工转化为“炒楼”，促进了房价的“繁荣”。 而楼市的“繁荣”就像“罂粟之花”，在最美丽的景象之下，是对土壤的残酷掠夺，让肥沃的土壤迅速失去肥力，变成不毛之地。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比如说，纽约麦迪逊大街上众多的大型广告公司，通过服务美国和世界的大型企业，获得丰厚的利润，也就慷慨地付给员工高工资。所以，人们都觉得房租并不是太大的问题。 而在中国城市中，中国的广告机构为低收入、低利润组装加工企业服务，在“锱铢必较”的组装加工企业老板的要求下，中国广告机构往往必须通过“价格战”获得合同。 而残酷的“价格战”之后，就是企业微薄的收入。 在这微薄的利润中，企业还要付出日益高昂的房租。 然后，才是老板的利润和员工的收入，于是人们的收入都在降低。

　　中国城市缺乏跨国公司的“经济支柱”。纽约税收的“大头”来自于坐落在其辖区范围内的跨国公司。 2009年上半年，布隆伯格公布纽约市新财年预算为590亿美元，赤字大约为40亿美元。 而赤字的主要原因是华尔街损失惨重，以及其它经济萎缩。 因此，布隆伯格要裁减公务员，减少对图书馆的预算等。 但是，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区，并没有像美国华尔街、大型跨国企业这样的“税收大户”。 既然不能像纽约那样吃“大户”，那就只能吃“小户”，从每个人的人头上考虑了。

　　以上海为例，上海市财政的巨大压力是实实在在的。上海的市政维护费用很高，而且建设工程规模要远远大于纽约。地铁上虽然经常人挤人已经接近“贴相片”的程度了、虽然票价已经昂贵到人们难以接受了，但是据说仍然是只够还贷款利息，贷款何时还都不知道。 磁悬浮花了很多钱，但是运营还在往里贴。 浦东机场据说投资也比较大，也是贷款的。 而且，上海在建的项目很多，市政交通都要扩充，也需要大量的钱。 另外，都需要因为，城市运营成本的比例是差不多的，而且上海还在进行着昂贵的地铁、公路、市政等投资。同时，上海的公务员队伍不好动，也没有图书馆预算可消减。 那么，上海市怎么办？

　　卖地、炒热房地产看上去是个必然的手段。 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国家大幅提高中央财政税收占总税收的比例，立刻让各个城市“捉襟见肘”，艰难度日。 后来，幸亏通过卖地，也就是“第二财政”，让地方有了钱，可以大规模地进行建设。 而卖地已经超过上海财政的50%收入，如果停止卖地，那上海就会很快再次陷入困境。 但是，卖地的钱并不稳定，在2008年房价停滞的时候，就让上海财政经历了巨大的压力。 于是，赚取拆迁差额款项就成了新的收入来源，也就是“第三财政”。 用燃烧弹向拆迁机器投掷、试图阻止的新西兰籍上海居民潘女士，据说就是碰到了“第三财政”。 为什么在中央台播出后，引起了社会巨大反响，但是上海方面仍然毫不理会？ 应该是跟上海财政面临的巨大支出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房价自然就会出现向“国际接轨”，或者说超过国际水平的情况。

　　城市高昂的成本最后分摊到每个城市居民的头上。 当然，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可以有很多，比如说最近出现的“钓鱼”执法，也是增加财政收入的一个方式。 进行户口销售，让更多的人进入上海，也是一个方式。 反正万变不离其宗，在多种多样的费用背后，就是一个目的，尽可能增加收入，应对巨大的城市成本。 在美世咨询的2009年报告，世界最昂贵的城市排名中，北京由上一年的20位上升至第9位，上海从24位前进至12位，深圳、广州分别从去年的61位和70位一跃名列22位和23位。 这个成本上升的背景是不少人的收入还在下降下。 当然，这个成本上升不仅包含了昂贵城市的成本，还有上节说的国家财政税收重点。 于是，不少人就开始抱怨自己的收入非洲化，开支欧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