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9-04-07　07:22:11

　　李世民于是下定决心。
　　当时杜如晦、房玄龄二人已因李建成等的诬陷而被李渊下旨驱逐出秦王府，严禁二人再听从李世民的号令。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去召二人回府。二人却回答：“敕旨不听复事王；今若私谒，必坐死，不敢奉教。”这话的意思其实是：如果李世民仍未决断，只是空泛地商量，他们就不愿奉陪了。
　　李世民闻言大怒，摘下配刀来给尉迟敬德，说：“玄龄、如晦岂叛我邪！公往观之，若无来心，可断其首以来。”
　　这次长孙无忌和他一起前去。最后房杜二人化装成道士，与长孙无忌走一条路，尉迟敬德就走另一条路，齐集秦王府。以上记载，我认为基本属实，问题只在于怎样透过表面的文字去看内里的乾坤。

　　李世民表现得退缩迟疑，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其一，他是装出来的，以此来激起秦王府上下人等的敌忾同仇之心。以上已说过，秦王府与东宫、齐王府相比，兵力极其悬殊，秦王府中的兵将除非能以一敌十，才勉强够与敌方打个平手。所以士气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李世民一再退缩，引得尉迟敬德等人急不可耐，憋了一身的气力，到真正开战时就能勇不可当。这就是所谓的“遣将不如激将”了。而且，借尉迟敬德等人的劝说，也可统一思想，同样有激发士气之效。

　　其二，他的迟疑有一部分恐怕是真的。正由于兵力太悬殊，行动太冒险，要说下决心就下决心，谈何容易！李世民迟疑的不是应否发动政变，而是应否在这个时候发动政变，能否再等一等，看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时机到来。
　　其三，可能他心中仍有道德上的顾虑。李世民表示想让李建成等先动手，然后就可以比较名正言顺地反击。这显然是出于道德上的考虑，而不合于战略。所谓“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受制于人”，李建成一旦发动政变，以他的压倒性优势，李世民根本无反击的余地。他唯一的造反只能是乘动议不备，先发制人。李世民当然明白这一点，所以稍一犹豫，权衡利弊后，还是决心舍道德顾虑而从战略要求。而先发制人，确是他最终获胜的关键之一。

日期：2009-04-07　07:24:29

　　“资治通鉴”，里有一段对话的这样的：世民犹未决，众曰：“大王以舜为何如人？”曰：“圣人也。”众曰：“使舜浚井不出，则为井中之泥；涂廪不下，则为廪上之灰，安能泽被天下，法施后世乎！是以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盖所存者大故也。” 这段对话有力地说明了李渊在两兄弟的争权中是与李世民对立的，因此李世民在发动政变前须顾虑与李渊公开闹翻的后果，以及要负上的“不孝”之名。 我们注意了此处瞽瞍（即舜的父亲）与舜是父子关系，世民与建成、元吉是兄弟关系，风马牛不相及。因此这里明明白白说的是李渊，是李渊在害他。……贞观史臣记述这段史实时有所掩饰，回避直接提到李渊，因为如果把李渊主使或默许杀死李世民的话如实写来，那李世民就如同一个被父亲嫌弃的儿子，他的形象就不大光彩了。”

　　另外李建成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他自己本人的优势意识太强，危机感太弱，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认识不足，太过掉以轻心了。李建成作为太子有太多的优势地位了。他身为长子，继承皇位是名正言顺的，又得到李渊的全力支持，所以朝中大臣、后宫妃嫔大多认定他必胜无疑，纷纷站到他的一边。而他手握京师重兵，只要将李世民困住在长安，他就不必担心李世民能动用军队来对付他。正因为他拥有这样绝对的优势，所以他过份自信，以致看不到对方的优点，也看不到自己可能有的弱点。他曾得意地对李元吉说：“（秦王）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但他却恰恰是死在李世民的弓箭这匹夫之勇下。因为看不到对方的优点，所以李建成对李世民事先在玄武门安插亲信的举动毫不在意达两年之久。对玄武门这样一个战略要地，竟认识不到它的重要性，说明他比之李世民是太缺乏军事头脑了。

日期：2009-04-07　07:25:36

　　又因为看不到自己的弱点，李建成对于自己的行动一再泄密的危险情况竟从不曾予以改进。在“杨文干事件”中，李世民因成功收买他的下属尔朱焕和桥公山来诬陷他，几乎令他丢了太子之位。这样的经历不可谓不惨痛，但李建成竟未能吸取教训，手下人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李世民收买过去，以致机密泄露，被李世民早占先机。而李建成仅仅将李世民看成是一介匹夫，对敌手如此估计不足，轻视侮蔑，焉得不败？

　　不光李建成认为李世民必败无疑的，有一件事可作证明作为一支即将跌停的股票，李世民在当时被很多人不看好。当时李世民曾向李靖和徐世绩请求施予援手，但二人都婉拒了。他们为什么会拒绝呢？由于李渊对非血亲大将的极度猜忌，他们二人在武德年间掌握不到实际的兵权，官途上应是郁郁不得志的吧。而召集李世民向二人暗示他要夺权，若他成功将意味着政治上会有变革。一般而言，在现行政治下的失意者往往都热情欢迎和支持变革，有时甚至会盲目到不及考虑这变革是否真的能为他们带来更好的地位。因为变革必将导致权力的重新分配，所以失意者大多是“穷则思变”。而既得利益者却恐惧和抵制变革，同样有时会盲目到不去考虑变革是否真的会剥夺他们现有的利益，甚至会否反而更提升他们的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靖二人竟没答应支持李世民，是非比寻常的反应。唯一可以解释的是，他们二人与其他人一样，根本不相信李世民能成功，而认为若去支持他，只会得罪太子，招致杀身之祸。哪怕李世民是多一点点取胜之机，他二人都会考虑支持他的。原因除上述所说的失意者欢迎变革外，还因为他们必须考虑到李世民一旦取胜，他们会因事前不愿施援而受怨恨、遭到打击。这样他们非但不能从变革中得到好处，反而要遭殃。他们决不可能在事前预见到后来李世民能不计前嫌，重用他们的。

日期：2009-04-07　07:27:15

　　连李靖、徐世绩这样的大智大慧者尚且不能预见到李世民会成功，可见李世民发动政变的成功机率实在是微乎其微，此举之冒险性是何等之大。则作为后知后觉的我们又岂能苛求身在局中的当事人李建成能洞烛先机呢？此外，这一事中也反映出李氏兄弟在个人气质上的差别。李建成长期居于京师，身处安乐顺境之中太久了，免不了缺乏高瞻远瞩、洞微观细的眼光，也缺乏通观全局、深谋远虑的才智。既囿于生活圈子的狭隘，更缺少积极进取的雄心。

　　李世民则不然。他自小就跟随李渊随官职升迁而辗转迁徙，生活虽不安定，对他来说却是一种很好的锻炼，使之见闻广博，年纪尚轻就通晓世事人心。在太原起兵中，他虽非主谋，但积极行动，养成了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习得了处理人际关系矛盾的手腕。到进军长安和统一战争中，更在军事上迅速成熟，既知道每事必先谋定而后动，又懂得一有机会就要迅速果断地行动，不畏风险、全力以赴。前面谈论李世民的军事思想特点时已指出，李世民在顺境中时，其思想中之过份乐观、轻率急进的倾向会抬头；反而越是身处逆境劣势之中，就越能发挥其优点——头脑冷静、坚韧不拔，擅于捕捉和创造最有利的时机。

　　回顾他与李建成争权的全过程，上述特点都可找到。李建成和李元吉曾多次用计打击他，但这些计策之间缺乏联系，不成系统，虽然能使李渊对他越来越疏远，但始终没有一次打击能沉重致命到令他彻底垮台。 而李世民对付李建成的阴谋——根据史书的记载而有案可稽的——只有两次，一次是“杨文干事件”，一次就是“玄武门事件”。这两次都是计划周详，能予李建成以沉重打击。“杨文干事件”中若非李世民未能识穿封德彝的真面目，以致被他暗中破坏，李建成早就被废掉太子之位了。而“玄武门事件”更是一举成功。可见李世民的手段是贵精不贵多。而事实上，李世民由于处在劣势，也不能事事挑衅李建成，否则轻则自招羞辱，重则自取灭亡，而只能伺机而动，再突然下手。 而“玄武门事件”与“杨文干事件”又环环紧扣，互为呼应。若非在“杨文干事件”中埋下伏笔，李建成在得知李世民上奏章之事时，未必会坚持入宫与之对质，那样玄武门的谋划布置就要落空了。此二计连环照应，不由得李建成不自投罗网、上当中计。由此可见，李世民对夺权之事，是当成一场战争来打的。所以，在“玄武门事件”中，与其说李世民是因其政治家（抑或阴谋家？）的才干而取胜，倒不如说是作为军事家而成功。至少玄武门事件的第一阶段胜利（即六月四日事件的胜利）是这样的。至于第二阶段的成功，即处理政变后遗症的成功，才显示出他作为政治家的卓异手腕，以宽大处理的方式招揽敌对阵营的人转为效忠于己，迅速消除了政局动荡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