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人家李世民自己都不客气了，咱也不能一味地为其当吹鼓手。如果鸡蛋里挑骨头不犯法，那我们就没有必要藏着掖着。下面我要说的是唐太宗安边失计，黩武祸民导致了扰外乱内的严重后果。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很多人都上奏说岭南冯盎反了，唐太宗命令发江、岭数十州兵讨之，幸亏魏征及时剖析形势，用三寸不烂之舌力辩其未反。事实证明魏征判断正确，才避免了一场迫在眉睫而且可能祸乱南中国的冤战。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高昌平定后，褚遂良建议立高昌子弟为藩辅，唐太宗却不纳谏，反发兵守其地，耗财扰民未得其利，以致突厥入寇，后悔不已。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拒不纳谏，先允婚真诚和亲的薛延陀，待其历经艰辛、翻山越岭，不远万里而来时，又耍诡计赖婚用心阴毒却埋下外交失信的后患。随后几年,唐太宗伐高丽时,薛延陀引兵寇边,唐十数州不得安宁。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起,唐太宗不听劝谏,多次大规模兴兵进攻高丽,劳民伤财而未能如愿。征战中甚至不采纳江夏王李道宗奇兵袭敌根本的正确战术建议,反屯兵于坚城之下,攻打安市近半年之久!终于兵疲粮尽而无功,不得不狼狈返回,悔恨无及。可悔恨之后,又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为了制造进攻高丽的大量海用战船,不但役及江南十二州民众,而且影响了中国西南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安定。

　　房玄龄死前劝谏不要再伐高丽，老臣句句带血的话说得唐太宗都要哭了。可是，谏归谏，战归战。唐太宗对房玄龄的进谏表扬一番后，仍然放手发动战争。终于在“蜀人苦造船之役”、“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卖儿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的情况下引起雅、邛、眉三州人民造反。朝廷不得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平定内乱，唐太宗本人也在人民的反抗声中暴病而亡。因此，由于唐太宗好大喜功，黩武祸民，扰外乱内，几乎重蹈隋朝覆辙。

　　太宗有俭约为治之虚名，更有奢纵失度的实行。翻开史书，唐太宗俭约自律的语录比比皆是。可是据有关记载，“太宗常幸洛阳。颇见可欲。多治隋氏旧宫，或纵田游……”。翻开历史我们也能见到下面的记载。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发兵修洛阳宫作为他休闲旅游打猎之所，给事中张玄素批评为财力不及隋世而土木之作甚于炀帝。老李颇为不爽。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唐太宗又“修仁寿宫,更命曰九成宫，又将修洛阳宫”。其工程凿池筑山，雕饰华靡，不知耗费了多少资财。咱不差钱，只要我老李高兴。贞观六年(632年)正月，唐太宗想到九成宫去玩玩，不就是去玩玩吗？修这些好景致不就是给咱玩乐的。可这时候又有人来劝谏。著作郎姚思廉进谏，这著作郎是个什么官呢？就是往咱帝王脸上贴金的史官。唐太宗知道史官是个不好得罪的人物，搞不好往你的档案里面塞进去点文字，就让你遗臭万年。于是李世民找了个借口：“朕有气疾，暑辄顿剧，往避之耳。”我是去养病的，难不成你想让我早点死吗？你进谏是好事情，我要鼓励你下次继续，于是李世民还赐与思廉绢五十匹，东西可以给，但话不能听你的。且不论正月就想去避暑的理由是否充足，两个月后唐太宗毕竟去了九成宫。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五月，唐太宗在九成宫休养生息的时候，天下并不安定，“雅州道行军总管张士贵击反獠,破之。”八月，又“以张士贵为龚州道行军总管，使击反獠”。年底，唐太宗又跑到前朝的离宫芙蓉园去赏花赏月赏秋香，又校猎少陵原、置酒故汉未央宫，与太上皇唐高祖吹嘘“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四海入臣”，而这个时候，嘉州、陵州人民却正在造反，李世民在玩乐之际命邗江府统军牛进达去镇压。真是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七、阴谋与阳谋交织的困局
　　那些血与火的岁月，阴谋与阳谋交织的布局，那些贞观盛世的铿锵之音。英雄总有老的时候，盛宴总有曲终人散的时刻。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盛世，巩固了大唐王朝基业，在晚年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难解的政治困局之中。这个困局就是“接班人问题”。 在进行权利统治时，当然得为大唐子孙铺好路，选好合适的接班人。那么这时谁会是太宗的接班人？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皇位的继承是采取嫡长子继承制的。李承乾是李世民的嫡长子，所以，他是当然的太子，在理论上是日后大唐的接班人。可是，随着儿子们慢慢长大，李世民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在几个儿子中，他更加喜欢魏王李泰，原因是李泰爱好文学，更有治国之才，而太子李承乾则脾气暴躁。李世民对魏王李泰的偏爱使得魏王党形成，威胁到了李承乾的太子地位，于是，太子党和魏王党开始在贞观后期展开斗争。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李世民的第五个儿子齐王李祐突然于贞观十七年谋反，这场叛乱很快就被平息了，可是在随后的审查中，竟然查出太子的谋反计划。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竟然谋反，这事对李世民的心理打击实在是太大了！最后，李世民处死了参与谋反的大臣，将太子李承乾贬为庶人。

　　李世民经历过玄武门之变的九死一生，血刃亲兄弟才夺得皇位，开创盛世。他对立废太子比别人多了切肤之痛，他对培养太子十分重视，“搜访贤德，以辅储宫”，从承乾被确立为太子到贞观十七年，太宗先后挑选了10余位“宿德鸿儒”之老臣、名臣担任东宫辅臣。这些人包括张玄素、房玄龄、魏征等等。应该说太宗对太子的老师们是寄予了厚望的，希望他们能给予太子良好的教诲和引导，从而使太子成为理想的继承人。

　　李世民对太子培养的高度重视，是和唐初关注“国祚长久”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太宗曾多次表示出皇位继承人的优劣是与王朝命运息息相关的。在晚年留给太子李治的《帝范》中，同样包含了李世民对唐王朝命运的深深忧虑。他谆谆告诫李治，因为完全是依赖父祖的功业而登履帝王之位的，必须时刻牢记“若肆情以纵非，则业倾而身丧”。李世民这些掏心窝子的话，把他对王朝数世而亡的那种“为此不得不惧”的忧患和焦虑心理表露无疑。当然越到晚年，而且经历过废承乾立李治的波折，他的这种忧虑愈益强烈，但是应该说在他在位期间，这种忧患意识是贯穿始终的。试想，假如他努力经营的大唐基业倾覆在儿子手上，唐王朝岂不就成了又一个短命的秦、隋，“国祚长久”岂不就成了又一个历史笑话?

　　唐太宗因为自身对王朝前途命运的忧虑，自然就会更加期待自己的继承人有着更为完美的表现。而面对年轻的太子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更容易出现缺乏耐心、过分严厉乃至患得患失的态度。这都很容易使当时的太子李承乾感受到极大的心理压力和挫败感。《旧唐书。恒山王承乾传》记载：太子进入青春期后，沉溺于声色，纵欲无度，但是他在放纵之余又怕李世民知道。所以每次上朝或者见到他老子李世民的时候都装做恭恭敬敬的样子，开口闭口都是忠孝仁义，但是转个脸，便与群小亵狎。显然承乾很清楚他的一些不良表现是无法被太宗认可的，因为害怕受到谴责和惩罚的恐惧心理，他只能极力掩饰自己，阳奉阴违。也就是说，承乾的不良表现，事实上与太宗过高的期望值所造成的心理压力有很密切的关系。久而久之，不良习惯变得越来越难以克服和修正，也就越来越得不到理解和原谅，成了恶性循环。最终承乾也就放弃了努力，走向自暴自弃。

　　在太宗先后为承乾挑选了10多位东宫师傅，仅有李纲、李百药、张玄素、于志宁、孔颖达、杜正伦等6人留下了与承乾有关的文字记录。应该说贞观前期太子承乾很好学，对东宫师傅也相当敬重。80余岁德高望重的老臣李纲在贞观初期(李纲贞观五年六月薨)任太子少师。李纲年迈有脚疾，承乾对李纲十分恭敬。李百药贞观五年(631)为太子右庶子时，“太子颇留意典坟”。贞观七年(633)，孔颖达任太子右庶子，承乾常与之“评论古事”。 之后的承乾与东宫师傅之间矛盾却日益尖锐，对于谏言也十分抵触。而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就是因为东宫辅臣的态度强硬：张玄素“叩阁请见，极言切谏”，于志宁“志在匡救，撰《谏苑》二十卷讽之”，孔颖达“每犯颜进谏”，杜正伦“显谏无所避”。这也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当时众位辅臣在劝谏承乾时，有过于苛责、不留情面甚或是教训之嫌。而东宫辅臣极言谏言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得到了太宗的授意或支持。二是东宫辅臣下意识拿对太宗的标准要求承乾。尽管太宗君臣间的良性互动，留下了很多佳话，然而承乾毕竟不是唐太宗，尽管谏言都是有着良好的初衷，但是忽略了承乾的承受能力，毕竟承乾8岁即被立为太子，肩负着过于沉重的责任，日慎一日对于唐太宗来说都不易做到，似也不应过于苛责承乾。可惜太宗君臣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在苛责中与培养继承人的初衷适得其反。处在成长期的李承乾从8岁被确立为太子，到25岁被废，东宫师傅们居高临下不留情面，备受打击的承乾只能在身边的家臣奴仆身上寻找情感寄托。从这个角度就比较容易理解他对太常乐童称心的同性恋情感。也正因为如此，在太宗收杀称心后，李承乾才会如此哀恸和绝望：“痛悼称心不已，于宫中构室，立其形像，列偶人车马于前，令宫入朝暮奠祭，承乾数至其处，徘徊流涕。仍于宫中起冢而葬之，并赠官树碑，以申哀悼。”甚至称病几个月不去上朝，彻底放弃了对自己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