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收到了一位姓卢的同学的来信，他被分配到了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就是所谓401所，在北京郊区，也是二机部管辖的。他说，你的报到证开错了，你的档案已经发到401所了，所里让我通知你，速来报到。我拿着这封信去找有关领导。那位领导看了看信，很不屑地说：“401，他们算什么？你不要理他们！”我说：“我的档案在他们那儿，我在这里不合适吧！”“怎么不合适？档案？我们一句话，他们就乖乖送过来了。”

　　我听了他的话，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似乎有一种被软禁了的感觉。
　　转眼间，落叶飘零，秋意渐浓，我们这些大学生们终于盼到了领导接见的时刻。接见我们的是九院院长李觉将军，那时天气已经冷起来，李觉将军穿着军大衣，步履矫健地走上台去。这是一个叫“公路俱乐部”的礼堂，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们济济一堂，李觉没有发表大篇演讲，简单说了几句后，就带领我们举行了“保密宣誓”仪式。他念一句，大家跟着说一句。誓词内容记不清了，大意是：我参加这项重要工作，是党和国家对我的最大信任，我宣誓保守国家机密，并同一切泄密窃密行为作坚决斗争……

　　什么机密？我们当时其实一无所知，221的一切，都在五里雾中，即使偶尔道听途说到一点信息，也是支离破碎，无法理出明确的轮廓。

日期：2009-10-18　10:08:23

　　三厕所受惊
　　保密宣誓后，我们带着行李爬上了卡车，在崎岖山路上出发了。
　　但是，我们的目的地并不是211基地，而是青海的农村。
　　当时，全国正开展社教运动，青海省也不例外。青海省省长王昭任社教总团团长，把九院调来的这一大批应届毕业生“征用”作为团员之一部。
　　虽然社教工作归地方干部领导，但我们却有很大的独立性。为了掩人耳目，我们统称为“北京学生大队”，下设中队、小队，有自己的一套管理体系，可以自己开会，自己安排工作，而且禁止地方干部参加。
　　这种双重管理体制使很多地方干部感到奇怪，纷纷猜测：“北京学生大队”有什么来历？他们和“海晏厂”（221基地位于海晏县境内，青海地方干部称之为“海晏厂”）有什么关系？特别尴尬的是，我们很多人没有去过北京，我就是其中之一。有一次，一位公路局干部问我长城顶上的路有多宽，能跑汽车吗？我顺口说至少有个几十米吧，双车道没问题。旁边有个真正的“北京学生“急忙掩着嘴，差一点笑出声来。

　　我去的地方是湟中县一处交通不便的山区，在那里，我平生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贫穷和落后。
　　我们都习惯了有饭有菜的饮食，坐到了炕上，看到一双黑手端上一碗青稞面汤，便等着上菜，可三等两等，再无消息了，下炕看时，房东的锅里空空如也，房东的孩子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手里的那碗汤，不停地咽着口水。中午，在田里劳动得精疲力尽时，房东的婆娘送饭来了，除了一坛子凉水，还有干粮。
　　“来，吃油花吧！”她热情的分给每人一块东西。
　　“油花”是青稞面馒头的俗称，其实是一点“油花”也没有的，表面发黄的是采自山上的一种香草，这在当地算是很好的食品了，只有劳动强度很大时才能享用的，我掰开一看，已发霉得可拉出丝来，放一点在嘴里，又黏又苦，赶紧喝了一口水，吃药一般的吞下去。看那房东时，却吃得津津有味。
　　到了晚上，该睡觉了，房东和炕洞里点上了晒干的牛羊粪便，那是当地唯一的取暖用燃料。有几次和老乡外出，见到一滩热腾腾的牛粪，老乡都像见到宝贝一般，立刻双手捧到背篓里，回到家后将它们贴到墙上。贴的多，在邻居面前也是很引之自豪的。

　　在被牛羊粪的怪味熏得晕头转向时，我打开了行李。老乡的两个孩子突然发现新大陆一般叫起来：“被被，被被！”一边喊一边用手不断在我的被子上摸挲。当然转过脸看老乡的被子时，明白了：大概若干年之前，那被子也有如许容貌的，可如今只剩下黑乎乎的一团棉絮条，对孩子来说，已和被子久违了。
　　对我来说，吃和睡虽然有些难度，但还能够克服，我最害怕的却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就是解大手，或称出恭，最通俗的说法，就是拉屎了。我到农村后，第一次拉屎就被吓了个半死。青海农村有些地方的厕所和猪圈是合而为一的，人拉的屎很快就会被猪吃光，就是说，猪吃人屎，人吃猪肉，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用今天的话说，也是循环经济的一种先进模式了。可我当时哪里知道？

　　也可能是房东的猪这几天饿坏了，我刚蹲下，几头猪就钻到我屁股底下来了，猪鼻子在屁股上乱蹭一气，我大吃一惊，像触电一样跳了起来，吓出了一身冷汗。
　　俗话说，一年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从那天开始，我便把厕所视为畏途，为了安全，我索性到野外去方便。但当地的猪有不少是放养的，满地乱跑。猪的鼻子很尖，闻到味道也会跟踪而来，你要方便时必须蹲在下风头，而且要速战速决，或者手里准备一点“武器”——石块、土块或者木棍之类。

日期：2009-10-18　10:29:18

　　四 革命人与革命虫
　　在农村住了不久，发现身上痒得很。仔细察看，却吓了一跳。在内衣丨内丨裤的皱褶里藏着许许多小如米粒的东西，再仔细看时，又发现一些蠢蠢欲动的小虫，用手指甲一挤，“啪”的一声响，指甲上便染红了。我在学校里和臭虫打过几年的交道，那家伙虽大一些，吸血也厉害得很，但它们是“游击式”的，夜间活动，天一亮就立即撤退了，可这些家伙呢，竟和你形影不离，想咬就咬，想吸就吸，岂不令人可憎而又可怕？我简直坐立不安了。


日期：2009-10-18　10:32:48

　　这是什么动物？出于一种爱面子的考虑，我不便张扬和打听，在那高寒的地方，水是缺乏的，洗衣对当地人来说是太奢侈了，我只好每天早上来一次“剿灭”，然而它的繁殖力强得很，“剿”了几天后就失去信心了。我观察别的同学，从他们的动作和表情看，显然也受着同样的折磨。
　　就在这里，工作团开了一次大会，当时的青海省省委书记王昭作了一个报告，内容很多了，也都忘记了，有一段谈到了小虫子：“有的人身上长了虱子，就害怕了，不安心了，我认为，有虱子的人是光荣的，证明他是革命人，身上长的是革命虫！”

日期：2009-10-18　10:39:02

　　老实说，我当时对书记把可恶的虱子提到“革命”的高度，很有些不以为然，革命不革命，和身上长不长虱子有什么关系？简直形而上学，无限上纲。把这讨厌的家伙加封为“革命虫”就更无道理了，吸革命人的血的家伙，理所当然是“***”的，哪有大水冲了龙王庙，革命虫咬革命人的怪事？
　　和我一个工作组的“北京学生“，两男一女，我是山大的，还有个男学生是武大的，姓江，女学生是复旦的，姓林。我们之中，遭罪最大的恐怕就是那个林妹妹了。
　　她的家境很好，父母都是大学教师，从小娇生惯养，哪里受过这样的罪？刚下乡的日子，每天开会时，她的眼睛都是红的。在当时的“革命”大环境下，是不能流露出一点不满情绪的，否则轻则受批判，重则开除队籍。一个人政治上犯了错误，前途就十分危险了，所以再难再苦也得挺住。但是，这样的饮食，她又确实难以下咽，身体自然每况愈下。她的父母爱女心切，从上海为她寄了一个包裹来，里面全是他喜欢的食品。可这下子，祸闯大了。

　　当时的工作组是有严格纪律的，要和贫下中农坚持三同，“同住同吃同劳动”，你竟敢公然破坏纪律，这还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