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四方疆域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控制，为了南北两地能够消除历史隔阂，完成从形式到精神的真正统一，在地处南北结合部的洛阳营建一座新都，把帝国的权力中枢从西北一隅迁移到中原地区，就是势在必行之举，是隋帝国的长治久安之计。一旦迁都洛阳，则“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不但在政治上意义重大，而且对促进南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交融也有深远的作用和影响。
　　所以杨广才会在营建东京的诏书中称：“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朕肃膺宝历、纂临万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隋书•炀帝纪》）这段话的意思是：“有隋一朝自肇始之日起，便欲以河、洛地区为创业之地，日复一日，直至于今。由于长久思虑挂念此事，所以一讲起来就令人激动哽咽！朕敬承大宝、君临万邦，一意遵行而不忘却，一心奉行先帝之志！”
　　说迁都洛阳是杨坚的遗志显然是不足为凭的，但是我们最起码可以从杨广的自我表白中看出一点，那就是——营建东京、迁都洛阳是他长久以来深思熟虑的一个政治构想和战略决策，绝非听信术士胡言乱语的结果，也断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
　　而“开凿大运河”与“迁都洛阳”一样，也是杨广包罗宏富的战略构想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有机部分。
　　继大业元年开凿“通济渠”后，杨广又于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下令开凿“永济渠”。这第二期工程同样征发了河北诸郡的一百多万民工，先疏浚沁水下游，使之与黄河灌通，再利用一些天然河道北上直贯涿郡（今北京），全长一千公里。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大运河的第三期工程“江南河”又破土动工。以京口（今江苏镇江）为起点，引长江水经太湖流域，直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入钱塘江，全长四百多公里。
　　至此，这条世所罕见、全长二千五百多公里的大运河终于完整地出现在帝国臣民和无数后人面前。
　　对杨广来讲，这是一项空前绝后的创举。
　　对历史来讲，这是一件震古铄今的杰作。
　　对数百万承担开凿工作的民工而言，这是一条榨干他们血汗、甚至剥夺了他们生命的血泪河，是一根吸尽大江南北民脂民膏的吸血管。

　　对隋帝国而言，这是一条贯穿南北的经济大动脉，一条弥合历史裂痕的文化纽带，一条造福后人利益万世的黄金水道。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既是让人惊叹的历史奇迹、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也是隋炀帝逆天虐民、施行暴政的一个有力证据和直观说明……
　　大运河似乎什么都是。
　　可它似乎什么也不是。
　　如果我们坚决要追问：大运河到底是什么？杨广开辟大运河到底是功是过？那么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大运河确实是关乎当时社稷民生的一项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通济渠”、“永济渠”、“江南河”，加上隋文帝时期开辟的“广通渠”，地垮南北、横贯东西，沟通了渭水、黄河、淮河、长江四大流域的航运。其全线开通之后，“商旅往还，船乘不绝”（《旧唐书•李勣传》），极大地便利了民众往来、商业流通和国家漕运，推动了南方地区的城市开发，繁荣了社会经济，同时促进了南北两地的文化融合。唐人皮日休在《汴河铭》中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

　　然而，无庸讳言，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百万民工的累累白骨之上的。大运河的三期工程，包括营建东京的工程，所征调的数百万民工全部是无偿劳动，男丁不够就征发妇女充役。面对官府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劳役，百姓们被迫放弃田间生产，背井离乡、抛家弃子，奔赴到千里之外的工地上。而杨广对工程完工的期限又定得很紧。各级官吏为了自己的政绩，就必须如期、甚至提前完成责任内的工程量。所以他们往往不顾民工死活，调动一切手段迫使他们长时间、超负荷地工作。如果民工们忍受不了这种劳动强度，等待他们的只有鞭子和拳脚。
　　体能的严重透支，伙食和工作条件的恶劣，医疗和劳保措施的缺位，这一切共同导致了大量民工的死亡。据《资治通鉴•隋纪四》称：“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十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相望于道。”《隋书•食货志》称：“僵仆而毙者十四五”。
　　一群又一群汗尽血干的民工就这么倒在了自己挖掘的沟渠内。
　　日后，当杨广乘坐大型豪华龙舟从这些民工的白骨上驶过的时候，他除了被自己的雄才大略和丰功伟绩所陶醉之外，除了听见乐曲般的潺潺水声从自己的耳中曼妙地流过之外，他是否还能听见那些痛苦无告的灵魂所发出的卑微啜泣？
　　他肯定是听不见的。

　　因为他是至高无上的帝王。
　　即便听见了，杨广也会置若罔闻。
　　因为如同蝼蚁一般的万千子民无法理解杨广身上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在杨广看来，他们其实也不需要理解——只需要执行。
　　唐朝的皮日休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皮日休是矛盾的。
　　明朝的于慎行说：隋炀帝“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矣！”
　　不仁而有功？！
　　皮日休也是矛盾的。
　　秦始皇修建的万里长城，隋炀帝开辟的大运河，都成了我们这个民族、乃至全世界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而秦始皇与隋炀帝也无一例外地成了“暴君”与“独夫”的代名词。

　　中国历史上典型的两大暴政，却催生了后人眼中的两大文明瑰宝。
　　当时使用的手段越是残忍、付出的代价越是高昂，所催生的历史瑰宝就越发璀璨、越能吸引后人崇仰的目光。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恶之花”。
　　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吊诡。
　　




　　　　
　　　　

　　序章 一个帝王的春天
　　　　
　　七盛世蓝图上的小小斑点
　　杨广一直在奔驰。
　　他一直昂着下巴，目光与天空呈华丽的四十五度角，一刻不停地驾驭着帝国马车风驰电掣地朝前奔驰。

　　他似乎不用看也知道，前方就是传说中的太平盛世、人间天堂。
　　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到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间，杨广除了在内政上完成一系列重大举措和巨型工程外，又把自信的目光投向了八荒四夷，以雷霆万钧之势展开了一连串对外扩张和强势外交：先是宣威突厥，击破契丹，征服吐谷浑，交通西域；继而又经略海外，南平林邑（越南南部），东征流求，宣慰赤土（约在今马来半岛）。中国的赫赫声威一时间远播四夷，真腊（约今柬埔寨）、婆利（约在今马来半岛）、倭国（今日本群岛）等国纷纷来朝，向隋帝国称臣纳贡。
　　做这一切的同时，杨广也一直马不停蹄地在这个帝国的四面八方巡视。他最鄙视的就是那些“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的帝王，所以，他要用自己的目光去丈量这个帝国每一寸瑰丽的山河，他要零距离地去感受并触摸自己亲手缔造的宏基伟业，他还要用帝国雄壮而盛大的军容去震慑四夷、鹰扬国威……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杨广第一次下江都。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杨广第一次北巡，经涿郡、榆林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到达东突厥启民可汗的王庭（阴山山脉北）。

　　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杨广二次北巡，从洛阳前往五原郡（今内蒙古五原县），出塞巡视长城。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杨广西巡，经扶风（今陕西凤翔县）、过星岭（今青海西宁市北）、出张掖，翻越燕支山（今甘肃永昌县西），直抵海拔四千米的祁连山的大斗拔谷，视察了河西走廊上这一战略地位最为突出的重要关隘，同时饱览了由雪山、草地和大漠共同构成的壮丽奇谲的西部风光。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杨广二次下江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