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电话铃响了，他以为是黄歌的，忙打开听，却是诗乐的，说：“明天我要结婚了。我老公就是香港人嘛，我们也要庆祝一下。知道婚宴在那里吗？就在阿房宫饭店。我要在那里给自己做个纪念，也给当年那些和我一起打工的人一个纪念，让他们一个个嫉妒得红眼发紫，把我当成浪漫的传说一样永远刻骨铭心。哈哈......”
　　他关了电话，回头看看手腕还在流血的雪晴，脑子一片混沌。
　　她自己寻死，我为什么要救她？不是雪晴害惨了诗乐吗？这么狠心的人，不该死吗？我有什么责任和危险吗？我不是一直在等待机会吗？这不是机会吗？如果不救，不是可以彻底永远地甩开她了吗？不是没有人再可以掌握他的把柄和秘密了吗？再没有人可以试图控制他了吗？
　　。。。。。

　　他为自己一串串的想法感到害怕，全身发抖，不敢睁眼开雪晴，仿佛看见死神的手正伸向雪晴。他感到全身发冷，颤抖着身体闭上了眼睛。
　　他就这样听着雨声和自己咚咚咚狂乱的心跳等了很久，估计雪晴可能已经死了，他打开门，忍不住呕吐起来。等雨水淋醒了他，他就冲到雨中挡了辆出租车把雪晴送到了福田医院。
　　来的太晚了，雪晴已经死了。
　　他瘫坐在医院急救室外的长登上。生命真就这么脆弱吗，似烟一样轻，似梦一样飘渺。他不由想起几年前去世的同学念，这次真真切切地感到触摸到了死亡般的真实恐惧。
　　他的脑子很乱，以前各种生活画面乱七八糟毫无逻辑地缠绕在思绪中。

　　慢慢地，他回忆起他生命中遇到的这三个女人，感觉这三个女人就象是三所学校，把他一步步引领到今天：诗乐是他的小学，给了他启蒙教育，认识了女人；雅美是他的中学，让他认识了自己，学会了思考和反省；雪晴是他的大学，让他认识了社会，学会了钻营和狠毒；还有徐总，带领他步入了成功人士高尚生活的门槛，还不知以后会把他带到哪里？

　　他在内心拷问自己：我怎么变成了这样？这是我追求的生活和人生吗？我是不是变的很残忍，很自私？人为什么要这么自私地生活？我是不是比以前成熟了，但付出的是什么，是真诚、热情，是良心、爱心，但这些东西在这个社会还重要吗？还需要吗？没有它，不是很多人活的很好吗？
　　......
　　窗外，瓢泼大雨中，欢呼的人群正在欢送驻港部队的车开往回归的香港。
　　（全文完）
　　后记：寻找一种快乐

　　西安和深圳，一个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一个中国最现代年轻的城市。我想，游离于这两者之间，就能体会到现代人的精神挣扎。
　　我至今很怀念在西安编杂志的那段日子。
　　那时，我和我的搭档负责一本全国发行的杂志管理、策划、编辑、写作等。我俩经常彻夜长谈怎样坚持思想、精神坐标，怎样把杂志办出风格，怎样成为全国有名的杂志，如果赚到钱就给大家买房买车。甚至我的新婚之夜他来闹洞房也成了研讨会。
　　那段平常的日子比较清苦，但至尽为什么很怀念？
　　后来杂志买给了书商，我下海来到深圳。这个商业味十足的年轻城市给我生存的压力使我经常奔波各地，没有时间读书和思考。于是，常常感到自己很苍白和浅薄，觉得耻辱和堕落，但我内心并不想这样。如果能够，读书和写点东西，才是我们内心最大的快乐。
　　于是，我反问自己，我到底在追寻什么？单单只是房子和车吗？有了这些就是快乐吗？深圳和现代的社会，让我学会了什么？

　　我的一位非常好的生活、文字与精神道友，一位在深圳做律师兼公务员的朋友，看了我天天忙着写些商业的东西，狠毒地批评了我，说我媚俗，抛弃了精神的坐标。我说这是房子这是车，这是公司。有了钱，什么理想不可以实现。他说，我在走舒淇的路，先卖色，再从良。
　　我想，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很多有头脑的人，不是都这样曲线救自己吗？
　　但问题是，以后我们还能从“良”吗？良心、良知腐烂了，还能重生吗？
　　所以，这个小说原来打算的主题和名字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比较有良心》，本来打算写的几个女孩的原型也和我沟通了。在我写了开头，就感觉思路要调整。于是，成了今天的样子。
　　看了读者的回复，我想，很多苦恼，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们大家的，是这个时代的。

　　原2003年5月27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