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奏章中不难看出，王同学一上手就忙个不停，不仅“兼摄沿海四道”，还“历游楚、浙无非兵事情”，看样子是追着倭寇在打。往后，他又分别对付过后金和流寇，期间也顺便跟蒙古部落有交情，白莲教的事情也算插过手，资历可谓不浅（大明王朝在末期碰上的敌手他全都交过手）。
　　若以王同学军事履历的“丰富度”和“时间跨度”来看，就算他当初是一介文弱书生，但在历任了这么多军职以后，即便成不了伟大的军事家，那也不至于废柴到——兵略、胆识、智慧、远略全无的境地（阎会长语）。
　　此外，就时段而言，王同学在上任“辽东经略”之时，他的军旅资历也远高于孙阁老和袁县令。
　　在经略辽东之前，王同学任过兵备是打倭寇的，当巡抚提防过后金，到了京城入兵部为侍郎是备经略之选，后来又一度总理三部，同时兼任财政部、国防部、总装备部的第一副部长，负责的是辽东军需供给……历经了这些事情之后的王在晋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常在军旅、久历战阵，兵马钱粮、军械造办一切熟络的老江湖了，临危被选去辽东这种险地也并不算意外。

　　可孙阁老和袁县令就差远了，就在王大人被任命为“辽东经略”之时（天启二年三月，他们二个人在军职上的时间加到一起不过三个月，这跟当时历任军职已经三朝的王同学一比，那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所以也难怪孙阁老在那场载入史册的掐架中会钻了地缝。
　　在搞清楚王同学的军旅背景以后，先前几位大能们所说的，什么王同学在掐架之时，根本不懂军事（金大侠语）或者从来没有打过仗（当年明月语）这些话，就显得太不靠谱了，史学研究可不能想当然，万事都要有依据才行。
　　当时的真实情况是，王同学完全有资格指着孙、袁师徒二人的鼻子说：“书生未闻军旅!”而这样的评断也是恰如其分的。孙老师奏章里长篇大论、头头是道，而实际操作却一塌糊涂；袁同学放狂言、出风头、小报告样样在行，可是兵略、远见、谋略、智慧等要素就够呛了（这些稍后便可见分晓）。
　　其实，书生就书生吧，不会打仗，不懂军事，只能在纸上作作门面功夫，有些书卷气倒也正常。不过，孙阁老、袁县令二位在《明史》中可是充的“光辉形象”，俗称大能；所以，这文、武两样虽说不能双全，但较之王同学也总不能全废吧？若真的全废了，那王同学客串那片绿叶也真的太难混了！
　　可有时候还就有那么不幸，孙、袁二位跟王同学一比，攒的墨水也都不够多，尤其是袁县令，差得还很远。
　　阎会长研究袁崇焕很花功夫，他曾和俞三乐老先生一起出了一本《袁崇焕资料集录》，其中收集了几乎所有关于袁崇焕的资料，从明清的一直到近现代的都有收录，莫乃群的序中评价说：“广求博采，兼收备载，取材丰富，是为前所未有”。

　　从莫大先生的话中可知，其内容确实够得上丰富的，可就是袁崇焕本人的东西少得可怜。只有一些诗几首、奏议几疏、议和信几封等等零散的碎片，没有一本成书的著作。而对于后世史学研究来讲，那些碎片除了有助于研究他本人以外，就基本没有什么价值了。
　　先前，笔者曾经以为袁崇焕果真打死了努尔哈赤，因而爱新觉罗一家对他是恨之入骨，以至于文字狱期间就把他的书稿全给毁禁了，所以现在才是一片空白。但是后来才知道，原来乾隆还八方打听老袁有没有后人来着，连儿孙都想抱养，根本看不出是祖上有仇，反而像是再生父母、救命恩人一般。
　　再往后由于老袁名头太大，都想沾光，以至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上显示祖籍在“沈阳地方”的汉军正白旗的袁氏包衣中也有人号称是他的后人（可老袁祖籍广东）。这段诡异的“家史”居然还写进了《清史稿》，而且是向南方走的，再怎么也不会到后金的地盘上去。所以，照此来推测，即便有所谓流落关外的，估计也是没有名份的（俗称二奶）。这事情是否属实我们暂且不论，不过依照这样的行情，估计老袁若真有什么书稿也应该不会在禁毁之列，而现在之所以一本都没有，那确实是因为老袁不是那块材料。

　　孙老师呢当然就不同了，虽然他老人家“武不能定国（招致惨败），文不能安邦（挖空财政）”，但作为“书生”还尚能著书立说，比袁同学一片空白要强出许多。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毕竟人家孙老师是教书先生，书生韵味还是很足的，也好编个书稿。
　　比如，自己的奏疏凑一本，守辽的事迹也算一本，自己的随笔、诗稿也合一本，其他的活儿也揽，如高阳县的县志也算一本（孙大人祖籍高阳），而这个套路在当时也几乎是个惯例，但凡感觉自己有些书卷气的所谓“名人”通常都是如此，也没太多新意。孙老师的这个系列分别对应他老人家的《督师奏议》、《督师全书》、《高阳集》、《高阳县志》等相传而有之的著作。另外，孙大人似乎官瘾也不小，对为官之道还颇有兴致，相传还有《古今中官志》这样的著作。

　　而孙老师最为有名的书稿要算《车营百八扣答说合集》了，这是一本记录车营战法、阵法以及练兵方略的书籍，所以对后世具有些研究价值，只不过对于当时，貌似少了些实用价值。因为，孙老师在辽东混迹那么些年，战绩实在乏善可陈，就连以“光辉形象”载入史册（明史）的部分，也只有败仗的记载，而没有胜仗的记录，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想吹嘘一把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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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史稿·列传第二百四十七》“富明阿，字治安，袁佳氏，汉军正白旗人，明兵部尚书袁崇焕裔孙。崇焕死，有家属流寓汝宁，有子文弼，从军有功，编入宁古塔汉军。五传至富明阿，以马甲从征喀什噶尔，授骁骑校，升参领。”】
　　【《崇祯长编》卷三十七“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
　　日期：2012-04-18　21:03:49
　　连载13：王在晋笔下有三朝
　　若将孙、袁二位大能攒的这些墨水跟那位因被视作“废柴”而声名狼藉的王同学一比，那就确实显得太寒碜了。相传王同学出生于河南浚县，据浚县的资料介绍，他跟孔子那位高足子贡是同乡，其一生著作甚丰，有《越镌》、《历代山陵考》、《海防纂要》、《总部疏稿》、《经略抚齐中枢疏》、《龙沙学录》6卷、《通漕类编》9卷、《岱史》、《辽记附述》、《辽评纪要》、《评辽续记》、《兰江集》、《宝善堂集》、《西坡漫稿》、《西湖小草》等，涉猎极为广泛。

　　其中，《越镌》、《海防纂要》、《通漕类编》三本被后世广泛用于研究明代航海、贸易、海关、海防、军械、战阵、经济、地理、航运、船舶、漕运、河渠等方面。这三本书之所以研究价值高，都是因为王同学善于将自己官任上接触到的案例、资料、体制等系统的编纂成书。
　　《越镌》中详细记载的大量通商案例很是宝贵。
　　《海防纂要》里除海防理论外，还有戚继光战车中轻车的详细资料，福船、广船的制造方法及其优劣详解），以及在当时来说还比较新潮的观念——世界。
　　《通漕类编》则是有关明代漕运、河渠、海运、海道等方面的详细记载。
　　而王同学最为出彩的著作当属《三朝辽事实录》，此书对后世研究明清鼎革期间的辽事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关于那段历史的文献可谓繁多，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其主要是因为成书的体例。